对《文献通考·学校考》书院部分之——理解的再理解

书院教育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书院史资料》是当代书院研究的重要工具书。对《中国书院史资料》作者对《文献通考》相关资料理解的再理解可以说明,书院史料的征引与解读应合于基本的语言学、历史学、逻辑学、教育学及所属历史场域的本真。作为一项历史研究,书院史研究理应追求主观与客观的共生,在主客观对话中迫近书院历史的真实。     

中国书院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中国书院史》评介

人称“邓书院”的邓洪波先生,孜孜求索二十载而铸就的力作——《中国书院史》,已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于2004年7月出版发行。这是邓书院继《岳麓书院史略》、《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中国书院化丛书”、《中国书院》（画册）之后的又一部规模恢弘的学术作。     

区域书院史研究的力作——读张羽琼教授《贵州书院史》

《贵州书院史》以贵州书院与地方文化变迁为历史视阈,深入研究了贵州书院文化的发展和流变,深刻揭示了贵州书院历史变迁的动因、贵州书院时空分布及基本特征、贵州书院的讲学风采、贵州书院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书院文化对贵州社会历史发展和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贵州书院史和贵州教育史的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是区域书院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唐代书院的性质探讨——再读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邓洪波先生所著《中国书院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书院历史的学术专著。邓书通过大量唐代地方志和诗文,对书院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并作了全新的解释,将唐代书院的面貌呈现出来。但是,引用地方志和诗文论证唐代书院起源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可以看出唐代书院与后世书院的性质是决然不同的,因而书院的起源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论万斯同在《明史》修纂中的贡献

《明史》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时间最长的一部,因结构严密,文字精练,深受学界称赞。现在能够见到的《明史》主要有三个本子,即万斯同的《明史稿》、王鸿绪的《明史稿》和张廷玉的《明史》。这三个本子记录了《明史》修纂过程的三个阶段,在内容上既有前后承袭,又有某些差异,有的内容甚至差异甚大。万斯同作为事实上的总编,经他审定的《明史稿》,起点高,规模大,内容翔实,持论公允,为《明史》的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书院志“主教育”体例的确立及其价值意义——以梁廷枏《粤秀书院志》为例

书院志只有确立了＂主教育＂的体例,才能从一般方志中真正独立出来,从而成为教育史尤其是书院史的资料宝库。梁廷枏《粤秀书院志》以书院人述书院事,首次确立了在书院志＂主教育＂的体例特点,反映了清代广东书院的生存、发展与运行情况,也折射了清代初期至中叶的书院教育的变迁,在书院志史上有独特价值。     

白鹿洞书院学规发微

《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仅是一个书院的一般教约,重要的是,它因集中反映了制者朱嘉的教育目的和人才思想,而成为后世书院学规之榜样。     

毛奇龄与《明史》修纂新探

康熙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毛奇龄参与《明史》修纂,他在史馆草拟弘治、正德朝纪、传及诸杂传二百余篇。考毛奇龄《西河集》中的《传》十一卷其实并非全是他在史馆时所拟的史稿,其中还杂有他撰写的部分清人传记。毛奇龄出史馆后,仍然继续关注《明史》修纂,进一步阐释了对"大礼议"的见解及《梁储传》的辨证。毛奇龄还撰成《胜朝彤史拾遗记》六卷,经王鸿绪审定后,收入他的《明史稿.后妃传》中,而殿本《明史.后妃传》的取材主要依据王鸿绪《明史稿.后妃传》,毛奇龄是殿本《明史.后妃传》的实际修纂者,他对《明史》修纂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衡州石鼓书院记》教育意蕴考

因构思巧妙、见解高远,《衡州石鼓书院记》在书院记中独领风骚。它彰显石鼓书院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声誉,复现书院发端、勃兴、鼎盛的历史背景,折射理学与书院一体化的双赢格局,凸显理学家于科举制度既深恶痛绝又割舍不断的两难境地,印证了书院记之典型特征及史学价值。     

《白鹿洞书院揭示》探析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自唐末以后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朱熹重新修复白鹿洞书院后,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本文探析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对学生在修身．处事。接物等方面的要求,以期对目前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示。     

入山采铜者的大收获——读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书院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种形式，对中国古代教育和文化学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书院独具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的诸多特点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引起了文化史研究、教育史研究学者的重视。近些年来，取得了颇为丰富的书院研究成果，除《中国教育通史》（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浓墨重彩地进行专门探讨外，还出版了关于书院研究的专著，如丁钢、刘琪撰著的《书院与中国文化》、李才栋撰著的《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和《中国书院研究》等。     

朱熹与《石鼓书院记》

石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盛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之一。宋代大儒朱熹对石鼓书院的发展有着突出贡献。他虽然没有亲临石鼓书院讲学,但他的《石鼓书院记》却让“石鼓有声于天下”。     

姜宸英与《明史》修纂考述

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三十一年,姜宸英曾参与《明史》修纂,他在史馆主要分撰《刑法志》及相关传记。南京图书馆藏有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两种稿本,检其内容,均残缺不全,且为孤本。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历来未被学者研究和称引,因此很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姜宸英修史情况及其两种稿本的价值,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姜宸英对《明史》修纂所作出的贡献。     

书院的德育

中华民族具有注重德育的传统。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文,谓《诗》、《书》六艺之文。孔子的话很明确,德行为本,德育居先。俗说:“道德文章,德才兼备,都是认为德比才(包括文章)更重要。书院之设,对学生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道德修养。本期发表彭安玉《书院诚信教化机制试探》、徐雁平《<读书分年日程>与清代的书院》两篇论文,前者是通论,后者是专题研究,各具     

明李龄《宫詹遗稿》误收的两篇白鹿洞书院文稿

明代天顺、成化年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在书院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其《宫詹遗稿》有五篇关于白鹿洞书院的文稿,但其中《重修贯道桥记》和《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并非李龄所作,属于误人。《重修贯道桥记》的作者应为天顺年间南康知府钱塘人陈敏政,《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似为《宫詹遗稿》的编者自撰。     

湖南石鼓书院兴废考

千年学府石鼓书院先后经历创建雏形、名扬天下、艰难守业、再创辉煌、日渐衰微五个历史阶段,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书院之一,也是唐、宋、元、明、清五朝最著名的书院之一。     

谢国桢先生与南明史研究

南明史是谢国桢较早倾注热情且终身关注、从事的学术领域之一。他每以“绍述全祖望、杨凤苞治明清史学的遗风”为职志,致力于南明、清初史事的研究,在南明史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他盛年时撰辑的《晚明史籍考》,成为后人研治明末清初史学的必备参考用书。他对南明史料的分析研究,颇具真知灼见。此外,他还撰有《南明史略》,是第一部比较系统、详实的南明史研究专著,在新中国南明史研究上有着重要地位。     

唐代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的性质问题刍议

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始于唐。书院不是国家规定的一种教育制度,而是民间人士自发创造的学校教育模式,书院的名称也因此极不固定,"书院"和"书堂"("书舍"、"书斋"等)存在着互用、通用的情况。徐梓先生在《元代书院研究》中认为唐代的东佳书堂已有书院之实,但尚无书院之名,从而否定了作为教学机构的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观点。从"书院"和"书堂"("书舍"、"书斋"等)名称的互用、通用来看,这一说法难以成立。     

万斯同与《明史》编纂（笔谈，共六篇）——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整理及其史料价值

万斯同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史学大师,他继承黄宗羲之学,以在经学、史学等领域的卓越建树成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万斯同一生精力所萃,尽在《明史》,他所提出的史学见解,不仅在《明史》修纂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万斯同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明史》私定稿和修订稿,成为人们深入研究万斯同学术思想、《明史》编纂以及明代历史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刚刚过去的2008年是万斯同诞辰370周年,又逢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影印出版。先贤手泽,嘉惠学林。为了向学界集中展示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的价值,深入探讨万斯同主修《明史》对清初史学的影响以及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本刊特别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宁波大学、天一阁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万斯同与《明史》编纂”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以飨读者。     

沈起元书院教育活动与思想探析——以娄东书院为中心

沈起元是清代前期著名的官员和理学家,为官期间,重视教育,特别是在书院教育方面卓有成就,曾先后执掌多所著名书院,尤以在娄东书院的成就最为突出。作为其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沈起元执掌娄东书院三年,是其理学思想发展与传播的一次充分实践。他为书院生徒制定的《娄东书院规条》,推动了娄东书院的发展。娄东书院后来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著名学府,沈起元实具有开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