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博弈下高校柔性治理路径研究

高校治理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治理的关键是处理不同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大学法令的缺位、政府的超级博弈地位、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权力不同的性质导致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大核心权力之间矛盾产生是主要成因。因此,可以通过健全大学法令、引入公司治理模式、配置学术权力主导的权力结构、建立柔性化的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等路径,以构建高校柔性治理机制。     

试论高校权力结构失衡与协调问题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遇到了一些障碍,如缺乏一个自由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和独立、自主、自由的内部学术氛围,其主要原因是高校内外部权力结构的失衡。从管理学视角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高校管理上的错位,致使高校缺乏改革发展的外部压力;同时,在高校内部存在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现象,致使高校缺乏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构高校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使高校权力结构得到有效协调。     

“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研究”成果报告

该课题主要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等,对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与治理要义、国外大学治理的制度、中国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运行及匹配、中国大学治理制度优化的理念、路径与制度保障,以及中国大学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及其转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大学治理理论研究有待突破。现代大学治理理念除却要践行"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这一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之外,还要注重"治理的民主性""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治理的‘疏’‘统’并举"。大学应实现由关键利益相关者治理,治理制度的优化路径是由行政型治理向学术型治理转型。大学治理制度的设计应遵循正当性、互补性与价值创造性三个原则。中国情境下大学行政权力与大学绩效负相关,学术权力与大学绩效正相关,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其交互作用有利于大学绩效的提升,两者之间存在着最佳的匹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历史嬗变与制度逻辑

办学自主权既是高校有效实施内部治理的基础,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三级管理体制的建立,进而到以办学章程为载体的治理体系改革的历史嬗变,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明显扩大。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变迁体现了权力与制度的互构关系:权力秩序呈现出从集中管控到分权治理的特点,制度模式从国家本位到多元导向的发展趋势。受路径依赖和高等教育供给制度的影响,我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变迁过程中产生了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临时性制度过多与总体性制度欠缺、外部放权和内部集权等多对矛盾关系。在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迫切需要加大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力度,实现从行政主导型的制度变革转向发展驱动下的高校自主性治理改革。     

行业性院校的治理困境与创新逻辑

内外部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的规制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与权力主体的博弈共生、治理的高效性与价值的整体性是行业性院校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愿景。但是,目前行业性高校存在着官僚化治理模式导致路径依赖、院校的治理主体性不足与治理体系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等困境。需要以构建"大学理事会制度"为突破口,创新内部治理的领导体制;以"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为核心,构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制衡机制;推动大学章程的法制化进程,增强行业性高校理性办学的能力;创新投入体制机制,增强行业性院校治理的物质保障能力。     

行业性院校的治理困境与创新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内外部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的规制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与权力主体的博弈共生、治理的高效性与价值的整体性是行业性院校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愿景。但是,目前行业性高校存在着官僚化治理模式导致路径依赖、院校的治理主体性不足与治理体系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等困境。需要以构建"大学理事会制度"为突破口,创新内部治理的领导体制;以"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为核心,构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制衡机制;推动大学章程的法制化进程,增强行业性高校理性办学的能力;创新投入体制机制,增强行业性院校治理的物质保障能力。     

德国大学科研职能的确立与三次大学改革运动

德国大学的兴起对世界高等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不仅在19世纪代表着世界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更开创性地将科学研究提升到了与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一切存在的合理,都是前人不屈的努力。现代大学的科研职能缘起于德国大学的三次大学改革运动,因此研究德国三次大学改革运动的始末,有助于还原德国的大学对科研的执着与坚守,并给我国大学建设以启示。     

德国大学治理制度及启示

大学制度的创新是大学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大学中心的迁移往往是大学制度创新的结果。大学最为关键的制度创新是治理结构的创新。德国大学治理结构变化的基本理念是"大学自治""民主管理"和"教授治校",而贯穿其中的治理原则是"权力的制衡与监督",这对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开放的教育市场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提高竞争力,迅速加入到国际化的竞争中去。有鉴于此,我国大学应当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责、完善民主管理、倡导教授治学、制定大学章程,改进和完善大学治理制度。     

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化”运动影响探析

19世纪中后期,美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大学化”时代。在德国大学理念影响下,留德归美学者将“教学科研相结合”以及“教学自由”原则引入美国,形成了新的大学思想。吉尔曼成功创建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和耶鲁等殖民地学院也开始了由“学院”向“大学”转型的改革。美国“大学化”运动不是对德国大学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而是德国大学理念与美国精神文化的融合,体现了文化上的独立、选择和修正。     

从“大学符号”到“乐队指挥”——德国大学校长与大学内外部的关系及其演变

长期以来,德国大学校长在与大学外部的关系中,其权力被政府架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与大学内部的关系中,只是大学的符号而已,并与学术人员相互独立。近二三十年来,德国政府对大学资金分配方式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增强等对德国原有高等教育及其管理协调模式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为加强大学校长的领导权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同时,教授主导的各种委员会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让渡给大学校长,德国政府通过立法赋予大学校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力,德国大学校长的领导权也由此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从管理走向经营: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选择简

制度作为协调相关者权力和利益的规则与体系,要求系统内各利益主体遵循自身发展的本质规律。作为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学术组织的现代大学,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需要以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为突破口,实现从管理走向经营模式的转变,实现大学从被动发展向主动发展的转变。其核心问题是完善大学法人制度、建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行之有效的大学运行机制以及改革大学的管理体制。经营理念及模式的提出,为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论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阻力、动力与基本策略

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是推进公立高校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权力结构关系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必然会遭遇"官本位"行政文化、行政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内部行政化管理惯性、既得利益集团及高等教育政策治理思维等各种阻力,但其也具有政府治理方式转型、高等教育治理发展趋向、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国家战略、师生内在需要等基本动力支持。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阻力大于动力,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应采取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通过重塑大学精神、破除政府行政化管理模式、改革内部权力配置机制,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和推进高校教育法治等基本策略推进改革。     

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嬗变

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先后经历了大学主导的惰性治理体系、政府与大学合作的惯性治理体系以及政府主导的刚性治理体系三个阶段。每一次变革都是在一定政治或经济事件催化下,政府认识到必须让大学满足某种时代需求时开启改革,随后在政府与大学的磨合下完成转变。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嬗变是大学理想退却而形式理性胜利的过程,而现代化带来的治理困境引发我们对当代高等教育治理的深思。     

借学术自由之火,建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去行政化”的思考

大学＂行政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行政权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去行政化＂为突破口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去行政化＂层面。作为国家层面,主要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大学以办学自主权;对于大学管理层面,主要是改革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建立符合学术主导的治理结构、将学术事务管理交还学术权力。借学术自由之火,建现代大学制度,是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要旨。     

我国大学治理体系规制化及其变革

科学完备的大学治理体系是提升大学治理有效性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呈现规制化特征,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大学、大学与院系、学术与行政的治理关系中。造成我国大学治理体系规制化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完善、集体主义文化的过度张扬、大学组织的学术传统不深厚等。基于院校运行的微观维度,新时代推动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去规制化改革,需要正确认识大学的组织属性,培育学术文化;扩大院系组织自主权力,激发"学术心脏"活力;改革一元化权力运行模式,增强专业权力的影响力,努力探索其变革之道。     

美国营利性大学发展及其治理结构特征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迅速崛起与其颇具特色的治理结构密不可分.具体而言,美国营利性大学的治理结构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政府职能的"弱势"与民间组织的"强势"、董事会决策与大学成员股东化、学术与管理分家、对共同治理的重新界定以及强大的顾客服务体系.营利性大学的这种高效率的运营方式是革除传统大学治理结构弊端的一剂良药,希望能给我国民办高校以借鉴与启示.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分类分层建设和特色发展

高校分类分层建设和特色发展是现代大规模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其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而自然形成;二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性机制而人为形成。我国难以实现高校分类分层建设和特色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类市场化治理模式限制了竞争机制的作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竞争强化了高校的办学层次竞争、“双一流”建设引发新一轮院校“同轨竞争”,以及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导向作用和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要实现我国高校的分类分层建设和特色发展,需要准确把握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理性地发展高等教育;需要遵循大学渐进成长发展规律和教育家办学规律;需要改革和创新高等教育评估制度。     

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意图、效应及其深化——基于《高等教育法》首次执法检查报告的分析

当前,受政府高权管制思维和高校治理能力不足的“双重束缚”,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面临着沦为政府规制强化的工具和合法化“外衣”与侵害高校自治权限的风险。与此同时,高等学校自主办学能力的低下则进一步制约了“放管服”改革的实施。《高等教育法》第32条到第38条规定高等学校享有办学自主权。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呼唤政府监管模式的重塑与高等学校自主办学能力的强化。一方面,破除管制型政府的窠臼,促进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法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增强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监管体系的合法性控制,明确政府的法定责任,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真正实现政府权力“放得下”;将“放管服”改革纳入法治轨道,避免地方政府或某些政府部门以“放管服”为名变相设置新的审批权或其他监管权限。另一方面,强化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内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高校自主办学的风险预防与管理体系及法人治理结构,充分保障高校扩权后能够“接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