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当代法治意蕴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丰富法治理念、提供实用制度资源、节省社会运作成本等法治建设意义。在国家法律引导民族习惯法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保留民族习惯法应有的发展空间,从而不断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肃南少数民族法治与宗教状态调查分析

少数民族传统行为规范、习惯法、宗教信仰状态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状态、家庭文化、民族行为传统模式发展变化,以及民族青少年社会行为模式的确立有重要影响。全面推进民族法治社会建设必须熟悉少数民族的行为习惯、习惯法适用、宗教信仰及法治认同等情况。调研显示,肃南县民族群众中民族习惯、习惯法与宗教信仰传承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仍然并将长期存在。而推进建设民族地方法治政府,离不开对少数民族综合舆情的全面掌握与创造性处理,依法推进民族区域法治社会建设与依法继承与创新发展优秀民族传统与习惯法律文化是相辅相成的。     

法治精神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的渗透

十九大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要求:依法治国,从青少年抓起,"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初中阶段,是学生初步了解个人成长和参与社会生活必备的基本法律常识,进一步强化守法意识、公民意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观念、程序思维,初步建立宪法法律至上、民主法治等理念,初步具备运用法律知识辨别是非的能力,初步具备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因此,我们教师要通过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进而培养学生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这样的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让学生在未来成为知法、懂法、守法和护法的好公民,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法律信用论纲——法治实效的理念保障

法律具有在社会主体间价值共识与认同基础上的社会信用性。法律信用既是法治运行系统中客观存在的基本要素,又是社会主体应当具备的一种主观心态与文化素质。法律信用在法治系统构成中占据基础性与决定性地位。考察与把握法律的社会信用性,有助于充分认识法的运行的内在结构,养成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的法治观念,自觉进行法治实践活动,遵循法治的基本要求,在理念层次上保障法治实效的真正实现,促进社会生活和谐稳定与发展进步。     

日常法治话语：实践意义、理论境遇及中国图景

日常法治话语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而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相关讨论中,日常法治话语却遭到忽略。日常法治话语的"忽略"与法治的外来性、法治话语的"自上而下"的建构性及日常法治话语载体的特殊性密切相关。日常法治话语的忽略直接导致"法治认同"判断分歧严重,同时消弱了"自下而上"的法治发展动能。借助已有的话语素材和共识,特别是权利意识与权利话语的相关研究,可以对当下中国日常法治话语状况进行初步判断,并对其发展方向作出预测。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进程中,需要从法治概念系统完善、法治热点事件参与两个层面"回应"日常法治话语。     

法治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是人们思想深处的共识,法治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法律制度文化、法律精神文化、法律行为文化所达成的共识。党的十八提出"要以法治文化建设奠定法治国家的坚实根基",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强化"依法治国"文化认同意识,法治文化认同对于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地区,由于法治宣传力度薄弱,法治文化认同度不高,为了巩固民族团结,提高法治建设的实效性,必须大力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增进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和谐稳定,共同发展。     

高中生公共参与素养培育路径

<正>《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2017年新课标")明确指出,"我国公民的公共参与,就是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从这个含义可以看出,公共参与的主体应当是"我国公民",客体应当是"公共事务",参与方式应当是"有序参与"。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目标是培育学生四大核心素养,即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这四个核心素养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结的整体。其中,公共参与既是法治意识的必然表现,也是政治认同和科学精神的实践结果。因此,培     

法律思维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现代文明区别于已往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法治原则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文化公理。实行法治原则，意味着在处理涉法性社会争议时必须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和做出决定。中国能否步入法治社会。关键要看法律思维方式能否深入人心。否则，即使国家制定了各种法律制度，人们懂得各种法律知识，但如果人们仍是按照道德的、政治的或其他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理解法律制度，解决法律问题，法治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素养研究

思想政治课核心素养的四个特点是: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其中政治认同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根本,理性精神是意识形态的支撑,法治意识是维护国家稳定的有力保障,公共参与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分析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素养的内涵,提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践行核心素养方法。     

差异、认同与建构:论主流政治文化主导下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

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是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划分和界定而形成的一个特定范畴,指的是民族共同体成员中普遍存在的对政治的主观取向。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程度如何,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国主导政治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能否正确传递、接受和认同,并进而影响我国政治体系能否顺利运行的大问题。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作为保障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自由"和"实践"的内涵看"主体性"的规定

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必然性的利用,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而实践也是同样包含着主客观统一的主客体的统一,即人们利用、改造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性也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克服、改造中得以确立起来.自由、实践、主体性三者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形态,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从自由和实践引发开来的,作为自由和实践的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和改造中达到的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对“有效教学反思”之“有效”的思考

虽然有效教学反思已倡导多时,但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它,要在对它本身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指导自己的教学。因此,对其概念的梳理和思考是必需的。本文认为有效教学反思是有着多方面涵义的实实在在的概念,其"有效"所言传的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的意义,体现了对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具体来说,有效教学反思体现为一种教学反思形态、思维形式、理想和境界以及多指向的动态过程。     

由"地方经济史"与"地方民族史"看"时代"、"地区"与"民族"性类目的归类问题

“时代”、“地区”和“民族”性类目常常并列列出,归类时可以从有关相近相邻类目的内容划分中找出划分标准;分析主表中注释隐含的划分标准;分析类目包含的主要内容成分判断或参考一些相关类目规定的划分标准,来寻找到合理的归类方法。     

从史诗《伊利亚特》到电影《特洛伊》

由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电影《特洛伊》取材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它以直观的音像形式重现了古希腊的一场战争,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的商业因素.影片在故事的基本情节、人物的塑造及文化的内涵上,对原作既遵从、又疏离,使得作品从一部反映部落英雄战争的史诗,转向更为深邃的人性拷问,更契合现代人的审美趋向;但如果仅凭影片去理解史诗,则会有失偏颇.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论《到灯塔去》的"非个人化"

<到灯塔去>(To the Light house)是一部经典的意识流小说,它以完美与和谐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非凡的艺术功力.本文以<到灯塔去>为文本,提出了对"非个人化"手法在两个层次上的理解并探讨了伍尔夫如何娴熟的使用这一手法来揭示人物变化多端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本质.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

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忽视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时的思想观点和文艺观点,仅仅一般地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来解释阿Q的“革命”问题。事实上,阿Q的“革命”,不过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另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     

解读《西游记》之“游”

《西游记》中的“游”作为希望的载体,对于游者本身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师徒们提供了新生的机会,由此引起了师徒们身份的重构,并使他们融为一体。游的“流动性”与“滞”的因素相对举,以及作者对结局的淡化处理,揭示了“游”这个行动所产生的永恒意义。     

“法理台独”论析

台湾问题有国内和国际两大因素,台湾问题的解决也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出发。本文主要是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对台湾问题进行法理分析,强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是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