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20世纪初传统史学的命运及变迁

19世纪后半期,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弊端丛生的传统史学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此时,梁启超等一些学术大家遂应时而起,批判旧史学,构建新史学,发起了＂新史学＂运动。此后,中国史学在经历了艰难痛苦的转型后开始挑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因此,＂新史学＂在中国社会和史学发展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史学＂运动中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偏见和过分＂疑古＂的做法也使它本身带有较大的局限性。     

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回响

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后又进入新时代;时代与社会的变革,把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域外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新局面,呈现出新气象,值得我们回顾与总结。     

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的演变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史学呈现出两大演变趋势：一是各派史学的融合互流；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这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抗日救亡的需要。这种演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格局，对以后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

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20世纪初期心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心理史学在西方发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被介绍到中国。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主要以对国外有关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为主。随着研究的日渐加深,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运用近代实验心理学的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来分析历史人物。心理史学的引入是与当时诸多学者积极促进历史学的科学化密切相关,为中国新史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与此同时,何炳松、莫东寅等学者均意识到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差异,并对心理学在历史学中的运用提出了质疑。考察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过程,可以透视出我国学术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缩影。     

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俄国十月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初）

本篇阐述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阐述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衰的经验教训,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世界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国际影响,主要是说明它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影响。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潮

二十世纪初古老的中国传统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兴起“新史学”思潮。此时，通过日本间接传入的西方实验证主义史学对这一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倡导的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引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的研究方法等内容，暗合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需求。新史学和二三十年代的实验主义史学各有侧重地发展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两个宗旨。     

20世纪初中国的女权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中国的女权运动，从清末兴女学、不缠足开始，起点既低，而且始终被统摄在男性主导的民族一国家宏大叙事中，作为从属的部分存在。这决定了中国女权话语的男性色彩和国家意识形态特征，也决定了清末文学女权叙事的男性想象特征。女性的缺席，女性体验的缺乏，使晚清小说的女权表达呈现着书写的真实与表现的不真实问题。对晚清女权话语与女性叙事的梳理，是理解和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女性表现的必不可少的起点。     

“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良史"是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话语与思想资源,其最初内涵是"书法不隐"。在古代史学发展进程中,"良史"的"书法"由早期以"礼法"为核心的道德性认识逐步拓展到以"史才三长"为代表的学理性认识;"不隐"由早期对"礼法"原则的坚持逐步扩充到对"素心"、"义理"、"公心"与"史德"的倡导,实现了从品性论到认识论的发展。"书法"与"不隐"存在价值性认识与事实性认识的内在矛盾,古代史家以"名教"进行协调,求其和谐,但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良史"话语重视对历史的价值性认识,呈现出史学主体自觉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它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塑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     

国内外关于日本史学对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影响研究综述

发轫于20世纪上半段的中国近代三大史学主潮:新史学思潮、疑古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与日本的近代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中的日本影响因素这一课题,国内外学术界的已有相当的积累,体现了中日史学交流研究的深入与繁荣。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学者们潜心探索。     

话语体系研究的拓荒之作——吴汉全的《话语体系初论》评介

吴汉全所著《话语体系初论》是近年来专门研究话语体系的代表性著作.该著以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为学术前提,为话语体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该著以话语体系为研究对象,集中研究话语体系的性质、类型、结构、功能、特征、转换、社会属性、逻辑架构、基本维度、运行机制、建构原则等问题,构建了话语体系的学术系统.该著有着显著的特色...     

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对百年来的中国史学进行了宏观的回顾,排列了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三个阵营,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时代的主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中国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病症”,诸症自有其原因。虽然道路曲折,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在开拓中前进。     

域外史学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回响

史学交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质,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关注史学交流,开展对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在当今,也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开放性格局的形成,颇具现实意义。鉴于此,本刊在今年特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广智教授主持《中外史学交流》讲座,以飨广大读者。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新史学

留学生是中国历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现代新史学的诞生分为两大流派；一为实证史学，一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对于中国现代实证史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则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代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用学术话语揭示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理论逻辑,构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和知识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我国设立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现实任务,也是凝聚民族共识、提振民族精神、繁荣民族文化的时代课题。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中国经验＂、贯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模式＂、反映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道路＂,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和致思取向。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三题

在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股新生力量.对有关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如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料考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史学在新时代的经世致用等,进行了积极的探讨,革新了旧的史学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