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蒙朝贡体制与土木之变

明蒙朝贡体制是明代朝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明廷处理与蒙古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是明蒙交往的最好见证。有明一代,明蒙朝贡体制长期运行,这期间的明蒙交往常有和平往来,少有冲突与战争。而土木之变即是在明蒙朝贡体制顺利发展到高峰时期爆发的一次战争,它是一次偶然事件,与明蒙民族矛盾无关。     

明蒙通使之使臣的选派和接待

在明代,明朝和蒙古之间的通使往来是明蒙关系中最具积极意义的活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使臣的选派、每次通使的目的和任务、以及对彼此间接待使者的礼仪等事宜,直接体现着明蒙双方的政策、态度和意向,并反映着明蒙关系的发展变化。     

略论晚清外交体制近代化的递嬗

传统的朝贡体制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套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历了由朝贡体制到条约体制再到近代外交体制的递嬗。一方面,反映了晚清逐渐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的外交体制渐次进入了近代化的范畴。     

促成“俺答封贡”的首功当属高拱

对亍“俺答封贡”的达成,有人认为高拱作用不大或根本没起作用。本文通过对“俺答封贡”形成的具体过程的分析,论述了首辅高拱在明蒙关系上所起作用及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认为高拱当居首功。     

明代隆庆以前宁夏地区蒙汉贸易探析

蒙汉民族在宁夏地区的贸易活动始于永乐年间,这其中既有边外蒙古在宁夏进行的马市贸易和蒙古使臣在朝贡途中进行的贡市贸易,也有灵州“土达”与明朝进行的朝贡贸易。明中前期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是非定期贸易,贸易活动相当零星,而且完全由官府控制,民间贸易被严格禁止,因此,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长期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发展十分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明前期明蒙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明蒙之间的战争对宁夏贸易的影响很大;二是明前期宁夏边防获取战马有多种途径,而且战马供应基本得到保证,所以,明朝不敢轻言也不愿意在宁夏与蒙古发生往来联系。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其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大量土司归降。为了处理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朱元璋在前代朝贡基础之上,创制了明代特色的朝贡体制,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沿用。各个土司朝贡物品主要为马以及各地的特产,同时故元土司也会向明廷缴纳元代颁发的信物;明廷对朝贡土司的赏赐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明廷的措施较妥善地处理好了与西南诸土司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朝贡管理的机构、具体朝贡记录以及朝贡展开的基础,以此解读洪武时期土司朝贡之盛况。     

朝贡制度的崩溃与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

朝贡制度曾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朝贡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为近代外交制度所取代。朝贡制度的终结,是中外朝贡关系和宗藩体制瓦解的必然结果。而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则是在中外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从自身利益考虑出发被迫作出的选择。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正>按照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说法,朝贡关系体制不仅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而且还是近代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有关中国古代朝贡     

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

条约与朝贡之紧张关系,洵为理解19世纪末中韩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之关键。欧美列强及明治日本固然坚持近代条约关系,以排斥与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其实际外交立场仍依现实利害关系而有所变化。1866年丙寅洋扰之际的法国与1871年辛未洋扰之际的美国,相继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以禁阻清政府干涉,进而以侵略朝鲜行动而予以武力之冲击。至1876年与1882年,明治日本与美国则分别以条约明文有意否定了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至1885年以来巨文岛事件之际,英国甚至不惜代纳朝鲜对华朝贡以获取清政府外交支持,俄国亦欲签订协议承认中国宗主权,以保障其在朝鲜利益,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则向李鸿章提交《朝鲜办法八条》,试图承认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而实现对华合作方针,应可称之为“参入”性利用态度。所谓“条约取代朝贡”说反映到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实为复杂曲折之动态进程,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隋唐以来中朝朝贡制度的演变

在东亚朝贡体系中,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是宗藩关系在国家间关系层面的外化,在朝贡体系中最具代表性。从历史的纵向看,中朝朝贡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隋唐时期的确立,宋辽金时期外溢,元、明、清（中期前）的发展完善和清朝中后期的逐步瓦解等阶段。在朝贡体系中,宗主国注重的是礼仪性,藩属国看重的是物质利益及其他的具体利益。中国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是这一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吸取朝贡体制的积极历史遗产有助于处理好当今国家间关系,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

公元5世纪后期,勿吉逐渐强大,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渐出现和增多。北魏孝文帝时遣使入贡,此后与中原各政权逐渐形成了长期的朝贡关系,直至北齐末年。其间勿吉向中原王朝朝贡多达31次,来贡较为频繁,但其朝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军事影响力,加上边境贸易的吸引,是勿吉与中原王朝保持这种朝贡关系的基本动因。     

明朝中外交流的渠道——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明代长时间官方所认可的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拥有明确的规定与体制,在明朝的对外贸易经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其封闭性和垄断性严重阻碍了民间对外贸易的发展。本文根据明朝的各种史料和前人的研究,论述明代朝贡贸易的发展与兴衰。     

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

中国自汉代实行朝贡制度,唐代走向成熟,明清两代发展到完全成熟时期。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两者由于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方式不同,导致两朝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也不同,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也居于不同地位,朝贡关系的实质也发生变化。     

隆庆、万历年间明朝与蒙古右翼的互市市场

“隆庆和议”后,明朝与蒙古右翼实现了和平贸易关系。明朝在边境设立了若干市场与蒙古右翼定期进行互市贸易,其中隆庆、万历年间的市场贸易比较活跃,最具代表性。考察明蒙边境大小贸易市场的设置时间、位置、贸易对象等对于客观认识此阶段的明蒙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清朝前期中国与苏禄关系考

清朝前期,在对外关系上,继续秉承"厚往薄来"的传统,实行以友好往来为宗旨的较为平等的外交政策,东亚、东南亚及周边诸国慕风向化,纷纷遣使入华朝贡。苏禄是较早恢复朝贡关系的国家之一。雍正年间,苏禄遣使入华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华朝贡关系。乾隆年间,苏禄频繁遣使入华,中国与苏禄的友好关系更为密切,成为当时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的典范。     

明代朝鲜朝贡路线的演变

明代中国与朝鲜关系十分密切。朝鲜通过定期向中国朝贡来维持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其朝贡的路线也几经变化，经历了由海路到陆路再到海路的演变过程路线的变化与两国间的关系及国家间势力的强弱有着密切关系。     

宾礼的演变与明清朝贡礼仪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作为五礼之一的宾礼经过发展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朝贡礼仪。明清时期,朝贡礼仪日益烦琐僵化。履行朝贡礼仪不仅是确立中外政治臣属关系的象征,也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埋下了祸根。     

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辨析——东亚封贡体系形成理论研究之一

通过学界对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的认识和使用,从丽辽"关系""朝贡""遣使"的起止时间及阶段划分等三个方面入手,对上述三组概念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关系"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朝贡"强调的是"宗藩关系",而"遣使"强调的则是"使者派遣"。三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同时对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遣使分期"提出了新的划分标准与依据。并得出由于丽辽两国在1038年以后,朝贡制度与遣使制度实现了制度化,因此1038年以后的丽辽关系,应为东亚封贡体系之始的结论。     

试论燕行使臣对中朝文化交流的贡献

早在清朝以前,中国和朝鲜就有了以朝贡为基础的连贯且系统的文化交流。康雍乾三朝时期大量“燕行录”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以燕行使臣为切入点最能揭示朝贡体制下中朝文化交流的轨迹,燕行使臣对促进中朝两国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巩固了两国的宗藩关系;经济上促进了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思想文化上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