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变论

音变分为描写音变与历史音变两大类。描写音变又包括语流音变、位置音变与非语音原因的音变；历史音变则分为有规律的演变与特殊的变化两小类。文章对各类音变都作了较详细的描写，并提了一些关于音变的理论问题。     

历史编纂学论纲

理论来自实践 ,只要我们对史书的编纂过程作一系统透视 ,便可发现专门研究史书编撰理论与方法的历史编纂学应该包括编纂层次、编纂体裁、编纂义例、编纂程序、语言表述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仅仅局限于史书体例     

地方志与四邑方言历史音变

地方志对四邑方言历史音变的探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四邑方志显示,四邑方言阴平、阴去归并至迟在康乾时期就大致定型,而且是阴平主动变同阴去.此外,古透母擦音化,以及台山、开平这两个代表性方言点的曾、梗摄部分字文读时收-n、-t尾,与山、臻摄合流等,这些语音特点在方志中也有零星记载.     

论司马光的历史编纂学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宏伟的编年体通史.它不但在史学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历史编纂法也有不少重要的创造,值得总结和发扬.现试就下列六个问题作个粗浅的探讨.     

从《客家话字典》的编纂看方言字典的地方性

客方言与在北方方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通话同源于古汉语，它们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这种既有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也反映在宇（词）的形、音、义上。编写方言字典，应该突出方言的个性，即从收入的单字、字头的注音及解释上突出字典的地方性。     

论历史教科书编纂的有效衔接

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有效衔接,并非意味着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丝毫不能与初中的内容重复,事实上,基础知识的重复是难以避免的,要避免的是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叙述深广度大同小异的"简单重复"。同样的知识内容,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程度"要有所区别。     

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不能不提梁启超的史学。学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编纂学思想。实际上,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旧史的批判蕴含着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新史的设想则直接反映了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反映了梁启超对史书编纂形式的认识,也蕴含着史学家丰富的编纂思想;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关于通史与专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从两部有特色的字典看中小型古汉语字典的编纂

张永言先生主编的《简明古汉语字典》和王力先生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两本影响很大且特点鲜明的中小型古汉语字典,在同类辞书中颇具代表性。我们通过对比两部字典的收字、释义、书证、体例等方面,分析二者之优缺点,总结其经验与不足,希望能为今后这两部字典的修订及同类辞书的编纂提供一些参考。     

关于字典编纂创新的思考和作为

字典编纂势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社会需要和时代发展水平。本研究主要着意和致力于将文字学、信息学、教学论、教育学,特别是心理学的有关观点、概念应用于字典的查字及输入方法和正文本体的编纂中,以增进字典的确切性、实用性和速检性实效(本研究的要领可见之于《汉字信息教学与输入字典》,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

吕思勉先生是梁启超所开创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实践者,一生著述宏富,尤以两部中国通史和四部断代史奠定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白话本国史》以其鲜明的进化史观,严密的历史考证和流畅的文字表述开创了通史编纂的新纪元;《吕著中国通史》在继承传统历史编纂遗产的基础上,极富创造性地发明了两大板块的新式体裁,且已显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服膺。其通史编纂思想和编纂经验在《先秦史》、《秦汉史》等四部断代史中明显地得到运用和发展,因而做到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独到深刻的议论赋予历史记载以巨大的震撼力。他对历史编纂的不断新探索,亦折射出其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     

应该编纂搜罗全备之古汉语通假字典

从“极”字何以有“疲劳”之义谈起有一本古代汉语新编教材,文选部分曾选载《三国志·魏志·方伎传》,误将“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之“极”解释为:“极,极点,顶点。用作动词,达到顶点。”这种典型的望文生义,很快受到使用者的批评。杨琳正确地指出:“极”有“疲劳”义;“不当使极”,不当使身体疲劳也。唯有这样解释,才能圆满而准确地表达出当年名医华佗对广陵吴普所说这段话的真正含意。但杨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进一步指出“极”何以有“疲劳”一义。(?),《说文》“(?)((?))也。”“极”与“(?)”音同义通,故可训为“疲劳”。换句话说,“极”之所以含有“疲劳”义,乃由“极”通“(?)”而来。只有我们明确无误地点出“极”与“(?)”二字之间的通假关系,才能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如果现有汉语辞书明确     

试论希罗多德与历史编纂学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及其所著的《历史》,开创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系统而生动地记述历史过程的历史叙述体裁,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不仅如此,希罗多德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叙述各民族的历史,并且重视历史考证和史料真伪的辨别,注意将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尽管其开创的历史叙述体载和史学方法也有不完善之处,但其在史学领域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是不可抹煞的     

新史学与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

晚清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是中西文明不断融合下学术分科和学制变革的产物,经历了由译介到自编、由学习欧美到学习日本的转变过程.历史教科书承载着构建一般民众普遍历史观、世界观和民族观的重任,而新史学以先进的史学理念掌控了国民历史知识的重构权,将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重视历史解释、强调史学致用、关注民史、反映人类社会全貌和重视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等观念贯彻到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此外,新史学试图通过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来激发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主张,也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得到充分体现,直接影响了这一特殊历史载体的书写范式.     

论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与古代文学教学的关系

随着我国地域文学研究的推进,绝大多数省份都有了自己的地域文学史,甚至有的省份内部的县市也有了自己的地域文学史。对于文化大省的安徽来说,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地域文学史的编写不但可以促进安徽省地城文学研究的进程,而且对于省内高校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开展以及特色化教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国家历史安全”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编纂

维护国家历史安全,在坚持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与作用。维护国家历史安全,必须通过加强国家历史研究编纂工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历史观和历史认识基础,为认识和处理国家历史安全问题提供历史科学体系。     

语流音变中的关系体现

语言系统是语言符号及关系系统,它是一个包括概念、语法、语音三个子系统的多层级、多维度网状关系结构.语流音变是对语音系统正常表现作用的破坏,但这可能并不影响人们交际的进行.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用信息系统与完形理论对此做出解释,此研究对语音教学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略谈字典编撰的历史继承

不同的字典词书都因其性质的差异而确立自己的编撰原则。《汉语大字典》是一部古今楷书汉字的大汇编,偏重于提高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因而提出了“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制定是在深究旧字书编写体例之后,概括地、科学地、针对实际而揭示出来的,适用于汉字形、音、义各个方面。本文拟就此原则所涉历史的继承谈谈收字和根据字书编字书的问题。 关于收字。语言文字都有其社会性,它不随个人意志面变化,否则,将失去其交际、交流思想的功用。因此,历史的继承对语言文字来说更具重要的意义。历代字典词书的编撰对     

论儿童图画字典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印的《儿童图画字典》业已投入图书市场。这本字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辞书业的空白,在儿童辞书的编纂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值得称道。关于它的成败得失,自由社会实践作出结论,本文不拟妄评。这里仅就儿童图画字典编纂的一些原则方法问题略陈管见,以为引玉之砖。 一 儿童图画字典的对象、性质、任务和特点 从大教育的观念出发,人生教育流程可分为学前教     

清统治者的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编纂

近来,一股强调清朝满族性特点的所谓＂新清史＂的研究范式或观点,在中国清史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因对这种所谓政权的满族性的强调而忽略了清朝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时期,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史书编纂方面。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献大整理、大总结的时代,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自觉意识到文献整理是＂彰千古同文之盛＂,编撰史书是＂远述百家＂以明＂时代相承＂,这些都是与祖国多民族的统一大业密切相关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