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战士的完美结合——鲁迅杂文人格特点浅析

鲁迅的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诗人与战士一致的产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政论，也不同于一般的文艺作品，它具有一般的评论性质，同时又有文艺作品的特点。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伦理视野中的京派叙事文学研究——评《京派叙事文学的伦理内涵》

《京派叙事文学的伦理内涵》从跨学科的多元视角出发,阐释了中国现代京派文学的伦理叙事,揭示出京派文学性爱叙事背后所隐藏的现代性内涵。作者从疾病隐喻和性爱意象入手,剖析了京派文本中的深层伦理内涵;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分析京派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得出了全新的结论;站在性别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视角上进行宏观研究,力图补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廊中京派叙事文学研究的薄弱方面。     

从思想资源看京派文学中的“静穆”观念

朱光潜将"静穆"作为文艺的最高理想,主要接受了德国古典美学与现代心理学、美学两种思想学说。从这个思想资源的角度来看,京派文人是具有较为明显的共通性的。德国古典美学所推崇的古希腊文艺精神使京派文人重视文艺作品的表现问题,注重控驭激情、崇尚智慧,讲控驭而非压抑或弃绝,讲智慧而非理智或理性;现代心理学、美学亦引起京派文人共同的兴趣,使他们关注直觉、印象、潜意识等文艺心理因素,并形成了主要从心理学、美学角度探讨创作规律、领悟艺术真谛的共同趋向。因此,"静穆"可谓京派的一种重要的审美观念,它使京派文人表现出一种"同源共流"的历史特征,彰显了京派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90年代以来“京派”文学民族性研究述评

当今"全球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研究就具有了深刻的意义。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主要从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两种文明的比较三个方面着眼,对"京派"文学民族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鲁迅是谁——和中学生谈鲁迅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鲁迅是谁？”其实，同学们从知道“鲁迅”这个名字的时候开始，就会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就好像问“我是谁”一样。老师可能会告诉你，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有革命家，这都不错。不过，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看看鲁迅是怎么称呼自己的。     

殳、剑或匕首:要有怎样的一种战士?——鲁迅关于“战士”问题的思考及其他

关于“精神界之战士”的寻找与塑造,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斗争方式、策略与实绩的反思,是贯穿于鲁迅思想与写作的一条主线。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与对现实观察的深入,鲁迅对战士与战斗的思考也发生了变化。从他作品中的诗意形象背后可以看到,鲁迅在礼赞战斗精神的同时,也警惕于将战斗停留在姿态的层面,他重视斗争的策略与实绩,尤其强调“韧性的战斗”“壕堑战”等斗争方式,最终将斗争与生活融为一体,完成了从“精神界之战士”到“革命人”的蜕变。     

“思想战”与京派文学传统

日本＂笔部队＂成员意识到＂思想战＂在掌握北京沦陷区文化艺术领导权方面的重要性,他们通过邀请北京文人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颁发＂大东亚文学赏＂,成立官方文学团体,压制和利诱具有进步倾向的校园文学社团,对北京文坛实行干预、控制和渗透。然而,由于北京文坛根深蒂固的依然是京派文学传统,＂思想战＂不仅被具有官方色彩的文人在审美层面疏离,更被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校园文学社团以各自不同的策略予以反抗。     

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异同

民国时期南京文学通过大学传承其文化保守主义理念,而"京派"则通过大学传播其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二者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导致了文学阵营的分化,都含有反政治文化内容,30年代主流政治文化成为民国南京文化的主潮,而北京自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则是创办刊物,发表言论,二者共同形成民国城市文学的多元面貌。     

鲁迅的“战士哲学”——佛文化与《野草》之四

《野草》里＂战士＂的分类包括：象征性的＂物＂、象征性的＂人＂、现实性的＂人＂。佛教文化主张自知其心、自治其心、自净其心。鲁迅＂战士哲学＂的共同特征是：苦难性、虚无性、反抗性。     

论京派文学对生活的“超然”、“旁观”姿态

京派文学对生活的＂超然＂、＂旁观＂姿态并非意味着回避现实、超然世外。它要超越的是各种时髦、流行的旗帜、潮流,而超越的目的则是为了穿越表面的浮华,把握真实生活深处的内核。它并非对都市与现代生活的否认,而是一种矫正的力量,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和把握当下的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鲁迅”一名的寓义

鲁迅是我国现代无产阶级新文学的伟大旗手。他的这一笔名,遍传神州,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对于这一笔名的寓义,知之者却甚少。有人出于对先生的崇敬,以为它也应如“匕首投枪”,包含着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战     

战士品格 诗人本色——金闯礼同志《花甲年诗词草》读后

金闯礼同志的《花甲年诗词草》,表露出来的对人生、对理想的热情而又坚定的追求,是对风起云涌的人生岁月的豪情壮志和艰苦实践的深情回顾,也是对60年不平凡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的艺术展现。他的抒情诗表现了对崇高理想的深挚、真切的情感,以及上下求索,无怨无悔和脚踏实地的高尚心灵。同时又充满着温馨的人情味,表现了细腻的人情美。他的游记诗把生命的流淌和大自然的美往往融为一体,以心胸的开阔,眼光的深邃,文化的丰富积淀,发现美景的奥妙之处。这样的艺术成就,确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论京派文学图景中“北京形象”的生成

北京,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如何进入文学视野的,具备着什么样的功能,以及“北京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本文试图以此为务,重点从京派作家着手,来揭示这一复杂的生成过程,以长期寄居北京一隅的知识分子为例,去寻索北京记忆的点滴,勾勒她的文学轮廓,将之绘成一幅完整的图景,其间足以谛听知识分子的时代呻吟。     

“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从老舍创作的文化品格说起

老舍是“京派”文学的经典代表,是北京文化精神的守望者。北京文化不仅是老舍真切的人生记忆,而且是他热切追求的生命理想;他从对人的态度、满人的秉性及市民的宗教精神诸方面揭示了北京文化深刻而丰富的底蕴;老舍作品对北京文化的准确阐释确立了“京味”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并以此见出北京文化及其发展对老舍小说及“京味”文学的影响和制约。然而,“京派”并不等于“京味”,“京派”有着更为宽厚与深刻的文化意蕴,认识这一点对当今北京文化与文学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京派文学对西方“意识流”的接受与运用

"意识流"是京派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对西方"意识流"的接受与运用体现了京派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之间的紧密关系,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通过大量非理性、非逻辑的内心独白,比较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潜意识;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对空间场景进行了无序而大幅度地调度与切换,有效地运用了"意识流"的主要技巧——时空蒙太奇。两部小说在"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上形成互补,共同代表了京派意识流小说的成就。朱光潜"静穆"观念中对直觉、顿悟等文艺心理因素的强调,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中对转瞬即逝的感觉、感官综合的重视,彰显了京派文艺审美观念与西方"意识流"理论的相通性,并推动了"意识流"在中国文坛的传播与发展。     

从启蒙诗人到“战斗诗人“——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诗歌创作简析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引领着人们关注病态人生,以求得改良人生。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启蒙思想的文学家,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以自己的诗歌呼唤着维吾尔民族的觉醒。     

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纷纷复员平津地区,北平的“京派”作家集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京派”作家的政治取向不同,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亦各有侧重,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毛泽东论鲁迅——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在鲁迅研究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并专门论述“鲁迅精神”,概括“鲁迅精神”的内涵和特点的是毛泽东;第一个最全面最正确最深刻地论述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的光辉业绩、崇高地位和巨大作用的也是毛泽东。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以三“家”一体的全面的整体的观点,从“文学”、“思想”、“革命”三个视角来评论鲁迅,对我们认识鲁迅,研究鲁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纷纷复员平津地区,北平的＂京派＂作家分别集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京派＂作家的政治取向不同,清华＂京派＂作家不断转向和进步,北大＂京派＂作家在艰难的坚守中走向妥协。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亦各有侧重。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