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中悲剧意识的建构

曹禺的剧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典戏剧贯有的“大团圆”的人为结局。他不满足于单纯地叙述悲剧情节和塑造悲剧性的人物形象，而是借鉴了西方美学思想和现代创作理念，以艺术的手法完成了对悲剧意识的建构。他设置了距离感来淡化悲剧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加大悲剧的涵病因同，将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和现实主义创作巧妙地结合，并把观众或读的情感与理智内在地融汇为一。     

中国古典悲剧再辨析

审视一部剧作是不是悲剧，要从悲剧精神和悲剧性人物、主题、情节、冲突、艺术风格与结局进行全面分析。中国戏曲是平民性、娱乐性很强的艺术，长期在“札乐”文化影响下，形成悲喜交集的“中和”的审美趣味和“大团圆”情结，悲喜剧多而悲剧少。在创作实践和概念上，虽有悲剧和喜剧的区别，但并不严格、明晰，缺少悲剧的理论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论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论是古希腊悲剧艺术的美学概括。本文从悲剧情节的取材、情节与悲剧人物的关系、情节结构原则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对其作了系统论述;对于悲剧取材大家族的苦难,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关系以及突转、发现与悬念等问题,作了新的深入阐释     

千古之绝唱 悲剧之典范——《孔雀东南飞》艺术赏析摘要

这首诗的艺术成就虽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最主要的是作者充分地调动了悲剧艺术:一是悲剧情节结构完整,采用双线交替推进促成情节紧凑细密;二是成功地塑造了主要悲剧人物刘兰芝的悲剧性格;三是成功地运用了悲剧烘托手法。     

"大团圆"模式的儒学渊源

中国悲剧文学中的“大团圆”结构模式渊源于“乐感”精神的观点,缺乏文化依据和文本支持。“大团圆”结构模式是由儒家文化所规定的。在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下,中国叙事文学注重“信实”,而“信实”之作又往往与儒家的道德理想抵牾不合,于是作家们不得不在主体故事之外加上一个“大团圆”的尾巴,以实现“惩恶扬善”的功利目的,张扬理想道德和理想人格,并使情感的发泄归于中正平和。     

创伤与救赎：《文城》中的“小团圆”书写

《文城》中,余华从爱情故事起笔,引向漂泊人生。爱情神话之陷落、欺骗与受骗导致的双向后遗症、溪镇与“文城”的格格不入,造成了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文城”之间的错过“。文城”这一空间意象既指向虚无、荒诞和无止境的漂泊,又象征理想之域,发挥着催促人物行动、推动情节展开的重要功能。小说结局未设置成“大团圆”模式,也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而是在审判之后施予救赎,故而丧失者在失去后有所获得,受罚者在挣扎后终得解脱。在很大程度上,《文城》是一部书写“小团圆”的作品,《文城》中的“小团圆”书写彰显出余华对人性的体贴、对精神信仰的关怀。     

论曹禺悲剧情节的分布程序与时间──因果联系

论曹禺悲剧情节的分布程序与时间──因果联系胡润森一本文所谓“曹禺悲剧的情节”，大体上有两层涵义：一般是指他每部悲剧各自的情节，但有时也泛指其全部悲剧情节的构成体系。迄今为止，有关曹禹悲剧情节的研究似乎是不够深入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分析曹禺悲剧情节程序...     

中国传统悲剧“团圆”结局的人文阐述

一、西方悲剧的人文阐释 1．悲剧观。西方悲剧理论一般是反对喜剧结局(团圆)的。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说:“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有些人主张: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有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不是所谓的“双重的结局”,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团圆结局。亚里斯多德认为:既然悲剧的目的在于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那么只有悲剧的英雄从顺境转入逆境的情况,才能引起这两种感情,因而是重要的情节。而双重的结局中     

中国传统悲剧观念与"五四"时期悲剧观念的差异性

中国文学传统悲剧凡事总以“大团圆”为结局,反映着人们对诸事美好善良的愿望,这种结局和愿望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映射。“五四”时期,由于外来思潮不断涌入,国内社会矛盾加剧。中国传统悲剧为之一变,以反“大团圆”为特征,“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悲剧创作盛极一时。这种文学现象是与中国社会对文学的要求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阿Q正传》教学札记三则

本文抓住小说开篇所言“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探讨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三个原因；分析了阿Q恋爱的悲剧根源；并探讨了小说结局“大团圆”的悲剧因素，深入地分析了阿Q的悲剧命运及小说深刻的主题。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论及当下观照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欧洲古代美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具有法典的地位。在其悲剧理论中他把情节放在诸要素中的首位，情节安排是悲剧创作的核心，其好坏决定悲剧的效果。这一观点与其美学观和叙事文本论有着密切联系，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有唯情节论的倾向。观照当下文本研究，可引发淡化情节与文本内部研究复归的双重思考。     

论古典悲剧的不悲情结

中国古典悲剧从诞生到发展,从结局上来说：一直延续了“大团圆”的结局模式。造成这种“大团圆”结局的最终原因就在于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中和”之美和道家美学所提倡的“无事”之义,以及庸俗市民意识对戏剧的重大影响。     

团圆情结--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的文化分析

中国古典悲剧与西方悲剧不同,多以团圆作结.其团圆的结局呈现出两个特点：“虚幻的真实”和“自然的真实”.影响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的主要文化因素有：传统的乐观主义的民族心理,循环往复的哲学观念,中和之美的美学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佛家的三世轮回观念,道家的成仙得道观念等.     

《牡丹亭》悲剧审美形态论

汤显祖的《牡丹亭》系明代传奇,其戏剧情节中的喜剧穿插和喜剧结尾形式,根据西方的戏剧理论解读,极易被人误读为喜剧或者正剧。本文立足于中国古典悲剧理论与西方悲剧的差异,依据中国古典悲剧的“苦乐相乘”、“悲喜交错”的民族特色的审美风格,对该剧的情节结构中喜剧穿插、喜剧结尾的悲剧内核、悲剧意蕴、悲剧效果史、悲美的语言色彩和作者的悲剧创作理念进行分析解读,以对《牡丹亭》的悲剧审美形态重新进行界定。     

中国传统悲剧观念与“五·四”时期悲剧观念的差异性

中国文学传统悲剧凡事总以“大团圆”为结局,反映着人们对诸事的美好的善良的愿望,这种结局和愿望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映射。“五·四”时期,由于外来思潮的不断涌入,国内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中国传统悲剧为之一变,以反“大团圆”为特征,“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悲剧创作盛极一时。这种文学现象是与中国社会对文学的要求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悲壮与凄美——《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悲剧美学比较研究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部经典爱情悲剧在展现悲剧母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入手,运用中西悲剧理论分析这两部名著悲剧人物,悲剧情节结构和悲剧意象,这将有助于中西悲剧文化的交流与思考。     

莎士比亚悲剧中喜剧情节衬托的艺术手法

莎士比亚悲剧中都穿插了各种喜剧情节。本对悲剧巨匠在悲剧中如何穿插喜剧情节以及它们的悲剧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从中体现出他高超的剧情驾能力，揭示了庄为本，庄中带谐，相映成趣的艺术风格。     

中国古典悲剧的情感中和性特质

与此同时,浪漫主义在作品中的体现往往带有理想色彩,生不能团圆,死后团圆,最终还是曲折地让理想得以实现。尽管这种实现并不影响悲剧作品本身的整体性质,但却让人们在这种暖色调的表象中容易忽略隐含在作品中的"大悲",使之前的悲与缓和的结局形成了中和,故往往造成悲剧感不够强烈的感觉,这就间接影响了悲剧的表达效果。     

浅谈《窦娥冤》的情节艺术

《窦娥冤》的悲剧价值体现于情节艺术之中，剧情以人物为中心，高度集中，冲突迭起。一、以人物为中心构思情节《窦娥冤》的悲剧艺术特色，集中体现在作者成功地刻画了窦娥这一悲剧形象。剧中情节安排，高潮出现，都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心。窦娥几乎承受了封建社会下层妇女所承受的一切不幸，是封建礼教、封建更制、社会无赖等各种恶势力共同残害的牺牲品。     

论大一统传统思维对戏曲团圆结局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高度综合的“大一统”特点。秦汉时代是中国“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完成期,这对戏曲文化的孕育是至关重要的。元明以来,大团圆的戏曲结构模式已经形成。戏曲方面的大团结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和”的情节,戏曲的团圆模式是根源于我国传统的“和”、“大一统”的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