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政策

全面抗战初期，基于维护其远东安全、避免东西两面被夹击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苏联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上，一方面从道义和舆论上大力支持中共，另一方面，却拒绝在军事物质上援助中共，而且，片面地要求中共“团结”、“服从”国民党，甚至要求中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以保持中国抗日的力量。     

国共“党内合作”下中共改造国民党战略失误原因辨

中共“三大”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首先是“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四大”上,中共发言人也表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时,要在组织和教育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并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关系的影响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认识及其实行的政策是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初步实践，是推动大革命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综观中共对国民党左派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廖仲恺遇刺以前，中共对国民党左派的认识虽然肤浅，但其政策基本上是可行的，这使得国共合作不断巩固，工农运动蓬勃开展。1925年10月中共中央二次扩大会议之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妥协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实行的政策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一边倒”－中美关系的历史反思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认真考虑使中国成为沟通美苏之“桥梁”。美出于使中国成为“大国”政策,一度曾积极调处国共矛盾。但“大国”的实质是反苏反共之“屏障”,所扶核心只能是国民党,即使明知其必将为中国革命所推翻。面对“推翻”现实,美虽推出“灵活”政策,寻求与中共建立某种“承认”关系的可能,但囿于其顽固的意识形态,终不愿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终将中共推向与苏结盟的“一边倒”轨道,尽管这是一个历史合力的作用结果。     

陈独秀:由党内合作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考察

史学界一般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一说法是最值得史学界商榷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 ,当时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共同制订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 ,应算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开始与根源 ,实事上陈独秀对“党内合作”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 ,并积极主张国共两党的“党外联合”政策 ,以保证中共自身的积极性     

简析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真正原因

蒋介石将政治失败归咎于新旧制度的脱序与“政党政治”的失败。其错之一，他掩盖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其错之二，在为其政治失败寻找“理论”根据；其错之三，为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开脱。蒋认为失败的经济原因是“通货恶性膨胀的结果”；行政院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而实际上是蒋采取了错误的财经政策，及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蒋认为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军队纪纲败坏；官兵对立、军民关系恶劣；没有奉行三民主义；战略的错误；军队的腐败堕落。他没有明战争性质与人心向背及战争政策与错误指导。蒋认为外交失败是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共的扶植及美国对苏俄中共的妥协政策。他背弃国家民族利益的依赖主义外交路线是根本原因。     

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史诗的序幕─—纪念第二次国共合作60周年

一、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与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由“反蒋抗日”逐步转变到“通蒋抗日”，实现了战略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东北沦亡的民族危机，继续调重兵“围剿”红军，迫使中共把主要精力放在维持自身生存的反“围剿”斗争上。尽管这样，中共仍然高举抗日大旗，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一方面，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即9月20日，中共就发表宣言，最早号召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并派出军事骨干杨靖宇等前往东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局部抗战。另一方面，中共也初步地提…     

抗战时期中国政党关系的演变与国家发展道路的抉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党关系的演变直接表现为国家发展道路的抉择。抗日战争为中国各党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平台。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国民党坚持“一党训政”,中共主张“联合政府”,中间党派呼吁“民主宪政”。国民党为抗衡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而接过中间党派“民主宪政”的旗帜。中共倡导“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党分享国家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间党派的政治利益。“民主宪政”与“联合政府”汇合,对“一党训政”形成强有力的挑战,这是战后中国走上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人民民主国家发展道路最深厚的历史根源。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述论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一 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     

陈独秀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未能实现的原因

陈独秀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未能实现的原因吴九占国共第一次合作采取了“党内合作”的特殊形式。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对这种合作形式曾有过抵触情绪和做法。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国共关系的发展，陈独秀又多次“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本文仅就陈独秀为何提出这一建...     

牺盟会和战动总会再研究

:“牺盟会”和“战动总会”虽然都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政策的产物 ,都是曾经得到阎锡山支持和批准建立的、以不同方式贯彻中共抗日政治主张的组织 ,但两者的性质和特点又不完全相同。“牺盟会”是带有山西特色的群众抗日团体 ,“战动总会”则是中共与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当局在共同认可的工作纲领基础上 ,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试论中共对台政策的两次重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即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历史任务之一。五十年来 ,中共对台政策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 ,即 :由坚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 ;由“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中共顺应历史发展趋势 ,倾听两岸人民心声的体现 ,它鲜明地表明了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理性的政策思想 ,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面对国民党势力以台湾为“反共基地” ,积极策划“军事反攻” ,妄想“雪耻复国”的图谋 ,中共准备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     

一九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妥协退让”主要责任辨析

一九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妥协退让”主要责任辨析叶昌友长期以来，一些教科书及不少研究者在论及１９２６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时，几乎一致认定其主要责任在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笔者经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认为这种观点显...     

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一个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推动了全面抗战新阶段的到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中共起了主导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共合作毕竟是双方的事情,单有任何一方的努力是不能实现合作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论台湾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转变与祖国的统一

一去年10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民众大陆探亲,被认为是国民党在这一年中实行的两大变革之一(另一变革是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这一变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一种转变。当时宣布开放探亲,曾使人们感到有些突然;因为直到这年的8月19日,国民党“行政院”还在声称:“审度当前时势及中共阴谋”,仍不宜开放探亲。难道时隔一个多月,情况就突变了吗?其实事出有因。作为国民党大陆政策一种转变的产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蒋经国生前在台湾推行所谓革新路线的一项酝酿已久的内容,只不过其“出台”的方式使人感到有些突然罢了。蒋经国去世后,今年7月国民     

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一个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推动了全面抗战新阶段的到来.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中共起了主导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共合作毕竟是双方的事情,单有任何一方的努力是不能实现合作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有个逐步认识、逐步深化,即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     

试析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政治主张是中共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各种情况后提出的正确的政治主张,是中共废除一党专制、坚持多党合作、实行民主政治等一贯政治主张的反映。实际上,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也是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各党派联合的、五权分离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取消了一党独裁,实行了民选的五权分离的“内阁制”,具有很强的新民主主义成分和因素     

关于陈独秀"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观的辨析

“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共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国共“党内合作”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不仅是陈独秀,就连倡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最力的瞿秋白、李大利、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也持有这种观点。陈独秀的错误不在于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在于把中共摆在“在野党”的地位,缺乏以我为主,自觉主动地到国民党中去做“主人”,力争成为国民党的“元核──—领导者”的策略和决心。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党内联合”的形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以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为其主要形式的。应该不应该采取“党内联合”形式?从这一形式的提出和实践过程中,共产党内就始终存在争论与分歧;大革命失败后的检讨,对这一形式的作用评价更是大相径庭。陈独秀在一九二九年写的《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中,指责这一形式“完全抛弃了马列主义的遗教”,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共“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历史的车轮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