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能否成为判决的依据

首先通过对学术界关于宪法能否成为判决依据的诸种观点的分析及其审判实践中宪法地位现状的考察 ,指出了宪法长期以来不能成为判决依据的原因。然后 ,在比较法的视野上探讨了宪法的适用制度 ,阐述了确立宪法审判依据地位的意义 ,同时为完善我国的宪法适用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司法领域需要道德的阳光——由古代中国屈法伸情观念引起的思考

法律与情理，在一般情形下总是难以统一的，尽管唐朝开始，法律的儒家化业已完成，但仍然不能完全解决现实中纷繁多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审断治狱中，官吏们都免不了要面对法律与情理相矛盾的情况，这也是中国古代司法领域一个长期存在的棘手问题。绝大多数古代思想家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只要动机是道德的，那么即使产生了违反法律、有害社会的后果，也应依据道德减免其罚；     

宪法能否成为判决的依据

首先通过对学术界关于宪法能否成为判决依据的诸种观点的分析及其审判实践中宪法地位现状的考察，指出了宪法长期以来不能成为判决依据的原因，然后，在比较法的视野上探讨了宪法的适用制度，阐述了确立宪法审判依据地位的意义，同时为完善我国的宪法适用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报应观对中国古代司法理念的影响

报应观作为一种传统思想实际上构筑了古代社会的道德敬畏心态,它不仅为古代官员保守官德提供了内在动力,其作用更集中表现在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上,无论是查清案情消弭冤狱,还是依法裁断,甚至慎刑、赦宥、息讼等审判理念,报应观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它为视角我们可以更真实的了解古代司法的真实样态。     

中国古代司法中诚信法律制度的史鉴价值

文章在简要阐明中国传统诚信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基础上,梳理出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民商活动领域以及基层社会治理中关于诚信的法制规定,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司法中诚信法律制度具有的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与诚信要义,这对于延续传承中华民族德法共治的文明基因,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提供了经验丰富的史鉴价值。     

试论情理判决模式的现代构建——法律形式化和理性化的结合

中国古代情理判决所倡导的法意精神是现代审判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传统,但如何在吸其精华的同时弃其糟粕是我们这代法律人应思考的问题,弥补古代司法中司法技术的缺陷和司法过程的制度性缺失,实现判决形式化和理性化的结合是有益的探索途径。     

论中国古代官员仪卫的制度化发展及其对司法传统的影响

官员总是和仪仗联系在一起,本文考察官员仪卫的产生、发展和制度化的过程,进而分析唐宋之后官员仪卫高度发展和官员履行司法职能的冲突.揭示造成这种冲突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认为传统社会的礼法关系、无讼观念是产生这些冲突的根源,而上述因素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甚至仍在影响着中国现代的司法.     

试论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

文章介绍了中国古代版权的历史发展,分析了古代版权保护的目的、对象及实施方式 。     

法律的不确定性及逻辑方法在司法判决推理中的作用

法律的不确定性源自法律概念内涵和外延导致的不确定性、法律语言界限的模糊以及法律推理结果的非唯一性。而法律所具有的可推导性以及内在理性,决定了逻辑方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实现司法裁决的确定性与合理性。     

略论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的"吏弊"及防范

吏在中国古代司法运作中不可或缺,但大多素质低下,贪酷成习,自身存在着很大弊端。“吏弊”对古代司法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吏弊”久禁不止的原因、表现,以及官员们总结的防范经验有必要进行系统论述。     

论道德判断的基础

道德判断的基础是实践理性的基本问题.目的论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另一派是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它们都主张道德判断的基础在于某种功利或幸福;义务论主要指以康德为代表的道德理论,康德认为道德判断的基础不在于功利或幸福,而在于道德规则的普遍形式.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继承了康德的传统,提出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在于取得人们的普遍赞同;而麦金太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主张正当的问题应当依据共同体的善来确定.在后形而上学的条件下,道德判断的基础在于人的尊严.     

论实质推理在我国司法裁判过程中的运用

在对实质推理进行简要概述的基础上,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角度着重探讨实质推理在裁判过程中的具体适用,揭示实质推理的固有缺陷,从而展开对其亟待完善之处的思考,并力求促进实质推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裁判公平公正。     

“缘情”：朱熹治经之依据

朱熹治经时反思的依据乃是“人之常情”，中国哲学家常以“常情”作为反思依据而“缘情察闻”。“缘情察闻”之所以既可能又必要，乃是因为自天地以观之则必然存在“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与“常识”不同，它的存在也并不否定认识的必要。作为反思依据，中国所谓“常情”与西方所谓“理性”并非完全不同。     

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法理基础

对公司僵局进行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公司僵局之不可回避、不可自救,由此获得司法干预的法理基础：亟需填补的法律漏洞、公司自力救济不能、其他救济途径用尽,是司法救济的必要性所在;维护股东权利、实现实质正义、满足期待利益,这是司法救济的正当性所在;司法介入应遵循几项基本原则,这是司法救济的适当性所在。同时,思考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关系,希望在对国家强制保持警惕的同时信任司法救济,最终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善果。     

从模糊到精确——对司法裁判文书中模糊语言的规制

模糊性是司法裁判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司法裁判语言模糊性的形成有特定的原因,其存在也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司法裁判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必须是以表意严谨为目的和前提,在不影响法律事实的正确反映和所作裁决的正确说理的基础上运用。     

国学现代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点

通过对中国国学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探讨,阐明了在全球化时代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国学现代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点。     

论明知的推定

犯罪明知是嫌疑人的内心状态,是难以用证据证明的.在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大都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明知的推定有助于解决案件证明环节上的困难,有助于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对推动刑事司法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文字与古代汉语学习的关系研究

掌握好汉字是学好其他一切学科的前提,而古文字又是古代汉语学习的必修内容。文章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古文字资料入手,对汉字的本义、形声字的发展规律、古代汉字的异化现象及其蕴涵的古代文化信息等进行了系统讨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文字对我们准确掌握汉字的本义、读音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等都有重要帮助,同古代汉语学习具有密切的关系。     

古代汉语中的判断句解析

判断句是古代汉语中一种重要的句式,在古代汉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判断句的内涵、特点、构成以及判断句的判断方式几方面来对判断句进行理解和分析,希望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判断句进行更加深刻、全面的探讨。     

司法解释立法化倾向及其法律依据探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实务中,尤其是在司法判决的过程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指导法律的实施、统一全国法律适用的标准、弥补法律漏洞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然而,一个尴尬的局面是,虽然司法解释对于我国司法实务的作用十分突出,但是最高法和最高检司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却仍然不明晰。许多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立法甚至改变了立法的规定,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两高”在作出司法解释时在解释范围和解释程度方面所应当遵守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