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生存景观的重新构筑——重读《长恨歌》

王安忆的《长恨歌》讲述的是"女人的故事",作品不仅借助王琦瑶这个女人的故事表达了作家自己的女性观、情爱观,而且在充溢着浓郁女性气息的文本中,用"女红式"的叙事静静拆解了女性依附男性的历史,构筑了现代女性的生存景观,同时传达了作家对两性关系的理解.     

我爱比尔，——从《我爱比尔》我迷失了自己看女性解放道路的坎坷

王安忆在其各个创作阶段,都倾注着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对女性解放道路的关注。她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以性爱为主题的作品,让敢于追求情爱的“新女性”从爱情的藩篱中突围而出。然而,王安忆发现尽管女性在性爱观上离经叛道,但由于受社会、历史等条件的限制。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涵与自我防护的依托,只能屈服于强大的现实压力。《我爱比尔》中阿三的遭遇充分的体现出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充满坎坷和曲折。     

从《我爱比尔》解读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自我透视

王安忆关注女性身体,更注重女性精神世界的成长,她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没有忘记对女性心灵镜城做更深层次的透视和剖析。《我爱比尔》作为90年代女性文学的重要文本,显示了王安忆强大的女性话语力量,展现了女性在社会边缘既反叛又依附的挣扎,文本从身体这一角度和策略抵达了人性的真实。     

张爱玲王安忆女性意识比较

张爱玲和王安忆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为对男性霸权社会进行强烈的批判和解构,同时揭示了当时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在张爱玲笔下,女性是被压制、被奴役的,而王安忆的小说中女性的主体性才真正建立,她在解构男性霸权的同时确立女性崭新的性别身份,寻找建构迥异于逻辑性主体的女性自我。     

老上海与新女性情爱主题之双重书写--论王安忆十年创作之先锋性与通俗性

老上海与新女性间的情爱主题在王安忆笔下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恋”到90年代中期《叔叔的故事》,旧上海主题与新女性探求自身出路,主要以情爱进行沟通。十年创作伴随西方思想解放大潮与本土中国传统文化市场及商品经济应运而出,明显带有先锋性与通俗性双重属性,是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并适应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内在节奏在上个世纪未客观出现的先锋与通俗文化的分流和抗衡而进行的文本试验的必然,对我们重读一个作家和一段文学时期的女性写作具有深远意义。     

女性意识的两种取向——《达洛维太太》与《长恨歌》之比较

英国作家吴尔夫与上海作家王安忆是两位著名的女性作家,这一西一中两位作家在其作品《达洛维太太》与《长恨歌》中对女性意识有着两种独特的表现。这种认识既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的霸权意味,也有别于中国当下文坛的身体写作。吴尔夫在《达洛维太太》中通过克拉丽莎.达洛维太太的意识流动,回顾了30多年的人生历程和情感纠缠;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则通过王绮瑶30多年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一位女性和4个男人的情爱故事并流露出浓浓的怀旧情结。同是回忆,克拉丽莎与王绮瑶却呈现出女性意识瞻前与顾后的两种不同情感取向,吴尔夫通过克拉丽莎的怀旧更多呈现的是一种苦闷的思索;王安忆通过王绮瑶的怀旧更多表现的是女性沉醉于审美的天然嗜好。其具体表现为对爱情的追求和固守,对时间的恐惧和优游。     

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形象

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王安忆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在她笔下,颠覆了以往男性"伟岸"而女性"柔弱"的定位,女性坚韧勇敢而男性却自私懦弱。本文结合王安忆的作品,将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分为三类,做了分析论述。     

女性视域下当代中国人性爱状态的审美透视——重读王安忆的“三恋”

王安忆的＂三恋＂从性爱角度对人性做了深入探讨,向读者展示了人面对自我和本真状态时的一种思考、审视与困惑,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以及性爱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作者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笔触和浪漫审美情怀,把人世间男女的生命本能和性心理写到了极致,尤其对当代中国人性爱状态的审美透视和哲理思索,既大胆直率,又深邃别致,至今仍然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值得我们认真重读并深入研究。＂三恋＂系列小说能在80年代初问世,小说中的两性观念和对中国人性爱生活的审美透视能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是与王安忆的大胆、敏锐分不开的。它们的问世表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开始向成熟迈进,并确立在了其在中国女性文学领域中的位置。     

论“三恋”中的女性性心理

王安忆以大量女性隐秘性爱心理的书写,在＂三恋＂中探讨女性性心理。她揭示了中国女性性意识的觉醒,探讨了文明与女性性爱之间的关系,审视了女性性心理对女性生存的价值。＂三恋＂及王安忆以后的作品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本能上的还原,展现女性性心理的变化,从而更好地关注女性的自身发展。     

试析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王安忆作品的女性主体意识。试以《长恨歌》为例,探讨王安忆作品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及女性对"他者"的依附性。在《弟兄们》这部作品中,王安忆将男性意识植入女性个体精神之中,试图以男性意识代替女性的自我意识,超越女性自身的局限,结果恰恰相反,未能确立女性自我本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反而导致女性自我价值的整体丧失。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跨国婚恋形象

新一代移民文学作家严歌苓,常常笔触移民女性的内心世界,挖掘因跨国婚恋而身处困境之人的道德品质与人性光辉,寄予了深厚的人性关怀。其中最典型的是晚江这一形象。她在翰夫瑞、洪敏、路易与九华这四位男性的影响下,经历了人格不断趋向平衡的过程:从只注重本我,追求自由情爱,到理性逐渐复苏不断隐忍退让,再到超我的升华,实现精神的解脱。究其原因是其内心世界的挣扎与人格的扭曲逐渐转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人性的反思。     

现代婚姻家庭中知识男性的婚恋精神状态分析——以王海鸰婚恋系列小说为例

王海的婚姻爱情系列小说,以女性为主体,但是在大家普遍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小说中的女性的情爱心理活动的时候,相应地"冷落"了小说中的男性。实际上,王海鸰的小说中的知识男性是非常有典型性的,王海鸰作品中的知识男性对婚姻爱情的态度也是非常具有探讨价值的。她不仅描写了男性"心的背叛,身的背叛,身心的背叛",更多次关注了男性的ED问题以及面对爱情婚姻困境的矛盾和冲突。     

男女平衡,和谐发展——浅议王安忆《长恨歌》的女性视野

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的笔下,关怀女性的重要方式是打倒男性,但实际上更加激化了男女之间的对立。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却看到男性世界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支撑的疲惫,她强调用女性的坚韧和以她们为主体的安稳的世俗生活,使其与男性世界形成互补,构成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     

困顿的呼唤——试析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形象

王安忆是我国新时期文学一个创作丰富、历久弥新的作家。在她的笔下总是飘逸着女性的温情,却难见男性昂扬的风姿。文章结合王安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着力从文本中对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形象作一简单的归类,并从当时王安忆的创作心态中分析作者创作之因。     

化腐朽为神奇──评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

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中,借一个陈腐的故事演绎了一场现代都市情爱戏,探索了情义的力量,揭示了人类情爱的内在本质,从而完成了一次不能自己的精神历险     

对女性孤独境遇的探寻——析王安忆的《流水三十章》、《纪实和虚构》、《长恨歌》

王安忆的《流水三十章》、《纪实和虚构》、《长恨歌》着力表现的是女性的孤独心境。这三部作品多有孩子感受不到家庭亲情的孤独,女性彼此之间隔膜缺乏真情的孤独以及找不到真正可以依靠的男性的孤独。王安忆借此表现她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与对人类彼此心灵沟通的渴望。     

试论李渔情爱主题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倾向

李渔情爱主题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他通过对男女爱情的描写,肯定了女性在婚恋上的自主专情,肯定了婚恋过程中女性的主导地位。李渔的女性主义倾向所折射的是他对人性本真的追求。     

郁达夫《沉沦》与王安忆《小城之恋》创作之联结

郁达夫《沉沦》与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创作的时代背景、选择主题的以及创作手法上都有着跨越时空的关联。王安忆继承了郁达夫在五四时期所开创的,人性解放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主题并对其进行了当代意义上的思考。另外,王安忆的小说里传承了郁达夫小说的表现畸形性心灵,以反映深邃的人性和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文风,具有深刻内涵的内涵。     

跨越世纪的精神传递——论丁玲《阿毛姑娘》和王安忆《妙妙》的悲剧意蕴

丁玲和王安忆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悲悯、洞察和思考中有着许多共通的生命体悟,体现出跨越世纪的精神传递和心灵的相通。丁玲《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和王安忆《妙妙》中的妙妙,这两个处于历史巨变时期的女性的命运悲剧包含着更多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内涵,蕴含着作家对新旧交替时期人物生存的困境、精神的痛苦、焦虑、惶惑以及城市文明与人性的关系的思考。两位作家也在不断深入的思考中渴求从多方面探寻女性真正的觉醒和解放。     

现代文学叙事中流浪女性形象的男性书写

在中国现代叙事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男性作家创造的流浪女性形象。男性作家创造的这类女性形象,是男性自己生命意志的折射,柔弱忧伤也好,意气风发也罢,都张扬了男性的诗意自我。男性作家对流浪女性形象的塑造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既注意到女性的性别内涵,又更多地在＂人＂与＂生存＂的层面上探索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流浪女性形象成为男性作家审视人性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