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悖逆现象论

文学批评是建立在一定的作家、作品、现象的解释、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之上，它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着文学创作实践活动。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却呈现出与此悖反的情形。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是延安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产生悖逆现象的主要原因。     

童年缺失性体验与张爱玲的创作

作家的童年体验是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动力与主导审美基调的来源.张爱玲的创作与童年缺失性体验有很大的关系--童年安全感缺乏,形成她作品的荒凉色调;与父母爱的分离伤害,造成她创作的焦虑性书写.不论是她的个人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满含着爱恨交织的情绪.     

现代心灵的焦虑——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真实世界

"现代心灵"始终处于怀疑和矛盾的焦虑情绪之中,对一切现实的表象产生怀疑,对什么是真实产生了疑问。伍尔夫和其他一部分作家采用"意识流小说"的形式,通过描写那些对意识主体来说是真正真实的意识内容,来表现这个表象的真实无法确定的世界。伍尔夫认为一个人的感觉和情绪对这个意识主体而言是真实的存在,与此同时,他所感觉到的这个世界是否真实却是不确定的。因此作家始终处于一种对真实感到难以把握的焦虑之中。     

试论焦虑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文学创作中焦虑属于一种特殊的精神范畴,是社会-文化认知冲突在作家身上所形成的"变态情绪".它既是由作家对现实状况强烈不满所引发的,又是作家对自我的探问.作家正是在这种令人困窘不安的体验中获得正视自己,批判自己的勇气,从而唤起参与和重建现存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并直接把握到人类的终极关切.     

浅论报人经历对现代作家创作之影响

新闻从业经历,对报人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在创作观念上,报人作家的市场意识、读者意识、现实意识更强;在文体选择上,报人作家选择的是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文学样式,不走纯文学的路子。     

浅析路遥小说中的苦难情结

路遥是一位具有强烈的主观情绪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中几乎都是作家根植于对人生的经历与生命的体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窥视到苦难意识在作家的创作心理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持久的、难于摆脱的心理上的苦难情结。本文主要从路遥的具体作品中分析这一苦难情结。     

女性的生存焦虑及现代性隐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论

一直以来,学界对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研究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在其中也存在着论者在先验性的理论框架影响下观点对立、分歧颇大的现象。本论文试图从文本出发对作品做出最贴近作家作品意图的解读,因此本人在研究中回到文本,也即是回到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来探寻作家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女性生存焦虑问题,并在挖掘焦虑产生原因的基础上,论述作家作品在文本中所传达出的现代性隐喻。     

新时期文学中的宗教情结

宗教曾经刺激过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文学也存在着“回复”宗教的倾向。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所出现的借助神奇手法表现现实生活，从而营造出浓郁的宗教神话氛围，甚至在某些难以理喻的生活现象面前，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皈依教义的宗教意识等现象，无疑是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宗教活动活跃、宗教情绪弥散的结果，当然也不能不反映出一些作家有意“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精神状态。     

《断头台》在中国的接受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苏联吉尔吉斯作家,其创作始于1952年,至今已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苏联当代最具世界影响的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几乎全部被译介至国内,对国内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四位外国作家之一。而对其创作的鉴赏与批评也成为了一个热点,尤以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断头台》为最盛。     

卡夫卡对王小波的影响研究

在有关王小波作品的比较研究中,大多是将他与杜拉斯、卡尔维诺、罗素等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很少有人将其与卡夫卡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分析。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对王小波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找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卡夫卡因素、作家在荒诞世界中的精神坚守,以及卡夫卡对王小波文学创作的影响及其价值意义。     

心曲的咏叹与变奏——论穆时英小说的抒情品格

穆时英是那种“为表达苦闷与寂寞”而创作的抒情作家。他的作品只是从社会生活中撷取几个他所需要的人物作为道具来传达自己的情绪。人物是他的自我心理投射,分别负载着泄愤、自慰、寻梦、表达幻灭感四种使命。这些人物合起来就是他的自我人格,共同表达了他的心理需求,凸现了作家的主体人格。从作品的情感表达入手研究他的作品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文学创作。     

热带“迷宫”中的拾忆与寻根——浅析黄锦树《雨》中的“归来”主题

马华作家黄锦树作品中的"热带暴雨"意象是其一大写作特色。黄锦树在小说集《雨》中编织"热带迷宫",是处于断裂历史时间与离散家国空间中华文作家的情感宣泄方式。雨林中南洋小镇的家族叙事模式为黄锦树小说研究提供了文学—文化的视野;小说中对于"文化寻根"的焦虑与开拓创设出"南洋雨林书写",对当下华文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将创作中的心理活动分为潜意识、前意识以及意识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又分别在作家创作过程中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在这三个不同意识形态下相互作用影响下的产物。潜意识是作家创作前头脑中的蓄积库,进入前意识状态时作家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创作冲动,最后进入意识层面使最终作品浮出水面。这三种心理状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作家创作,从而使作品产生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审美效果。     

搞文学创作要善于把握生活中的“特殊性”

本文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循着古今中外作家们创作的路子，探索作家是如何把握生活中的“特殊性”，从而在作品中体现自己个性的。本文的目的，试图剖析“特殊性”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论《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奠定了她在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作品中因其本身的女性性别身份以及潜在的女性主义意识,表现出了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写作立场和女性话语方式,通过作者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塑造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女性形象,文章主要通过《长恨歌》中叙事方式和王琦瑶的形象来分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抑郁型气质与作家创作力

作家的气质是影响作家创作水平的众多重要原因之一。抑郁质作家所独有的情感特征、性格、观察力、心境特征、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冲动、创作水平以及作品的风格。分析抑郁质作家的心理特征，研究心理因素对作家创作力的影响，从心理学的气质角度研究文学创作，不仅是对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拓展，也是对文学创作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     

走向边缘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人”作为个体逐渐受到了重视，个体的人在觉醒中被确立。由于女作家远比于男作家的敏感性，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率先走向了“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逐渐转向对女性自身的发现，对女性的生命形态的描述。在一些创作中，由于过分突出女性的女性意识、个人化意识，而陷入了狭隘的境地，完全脱离“宏大叙事”的“束缚”，走向了一种超性别意识的边缘化写作中。他们的这些个人化写作无外乎只是对男性中以话语的一种消解与对抗，并非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日标。我们应该营造一种多元化的、关注社会与人类的、突出女性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创作格局。     

情感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的影子,而生活离不开情感,没有情感活动的生活是枯燥和乏味的,文学创作是生活的缩影,同样离不开情感,可以说情感是文学创作活动的灵魂和主线,是作家创作作品的灵感,作家就是通过文学创作来传达情感反映生活的。     

试论周喜俊创作中的乡村女性主体意识觉醒

周喜俊作为女性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乡村女性形象。她的作品是对当代中国乡村妇女生存境遇的书写,透露出浓郁的女性意识内涵。她笔下的乡村女性坚忍不拔,自强自立,精神独立,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这种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与周喜俊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也确定了其在当下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地位。     

巴金——现代中国的感伤主义者

巴金是现代最具有感伤主义色彩的作家之一。他带有一种先天的受难意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对父辈文化具有一种“罪感”意识。这使他对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反封建的情绪也由此而加大。巴金的“罪感”心理的载体,往往是作品的叙述者“我”,叙述者“我”完成了对作品情感的渲染,使作品充满了悲怆的主旋律。巴金的感伤主义,既抒发了现代青年无路可走的焦虑的情感,也是人道主义意识受挫后的心灵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