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尔》史诗在蒙古国：从文学经典到国家文化资源

蒙古国搜集整理《江格尔》史诗文本和建构本国《江格尔》史诗传统,经历了一个从翻译介绍卡尔梅克《江格尔》到整理蒙古国境内零散流传的本土《江格尔》史诗片断并建构成本国史诗传统,从翻译和修订卡尔梅克《江格尔》并打造成蒙古文学经典到最后创编完成作为国家标志性文化资源的《蒙古江格尔》的过程。在其中,《江格尔》史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史诗传统的建构和本土化最终促成了《蒙古江格尔》的创编。蒙古国建构《江格尔》史诗传统的做法和经验对我国的《江格尔》研究及草原史诗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江格尔》与《伊利亚特》史诗题材与母题之比较

通过对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与西方史诗《伊利亚特》题材与母题的比较发现在两部史诗中都存在大量战争、婚姻与结义的故事。通过分析比较两部史诗战争、婚姻、结义这三个共同的叙事题材与母题,说明两个民族生活内容、生活方式上具有许多一致性;两个完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史诗能具有这种相似性,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一些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很相似。     

论史诗《江格尔》中的萨满教

萨满教“万物有灵论”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基本故事情节及主要人物形象之英雄主义精神和生死观的生命线 ;萨满教“三界说”在《江格尔》里体现了“神本文化”;而萨满教的控驭行为 (巫术 )则反映了《江格尔》从“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过渡的状态。在此基础上 ,作者提出史诗《江格尔》的基本故事情节的产生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     

论史诗<<江格尔>>中的萨满教

萨满教“万物有灵论”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基本故事情节及主要人物形象之英雄主义精神和生死观的生命线,萨满教“三界说”在《江格尔》里体现了“神本文化”,而萨满教的控驭行为（巫术）则反映了《江格尔》从“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过渡的状态。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史诗《江格尔》的基本故事情节的产生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     

模因论视阈下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英译

为了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丰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英译研究,采取模因论相关理论对《江格尔》英译开展研究。在概述模因论、《江格尔》内容的基础上,梳理了《江格尔》英译本和英译研究的现状,对《江格尔》英译的模因复制4个过程进行了调查,进而对《江格尔》的文化模因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在传递蒙古族异质文化模因时,应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灵活运用异化和归化2种翻译方法。     

《江格尔》产生和基本形成的时代初探——兼谈《江格尔》创作权归属问题

一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究竟产生和基本形成于什么时代?中外研究界有种种回答,约而言之,不外两途:一为考察《江格尔》所反映的社会形态,一为直接推断《江格尔》产生的具体时代。从考察《江格尔》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入手的中外研究者中间,彼此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历史传说《三十三勇士》与《江格尔》之比较研究

章通过比较研究卡尔梅克历史传说《三十三勇士》的内容、结构、表达方式等多处同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主要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的相似和吻合，提出了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以卡尔梅克《三十三勇士》等历史传说为基础，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中产生的这一观点。     

史诗《江格尔》的自然观和对自然的审美观

史诗《江格尔》中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诗句和画面。既是卫拉特部蒙古创造史诗《江格尔》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的宇宙观的对象化结果。亦是对自然的审美观的对象化结果。换句话说,史诗《江格尔》中描绘自然景物的诗句与画面是史诗产生时代的人们在其自然观的支配下对自然界形式样态所形成的审美观和在这种审美观的支配下运用自然美的尺度描绘其自然环境的对象化结果。因此。这个结果既包含着他们对自然的世界观。亦包含着在这种世界观支配下形成的对自然界审美观;同时还包含着他们对自然环境及其样态——即自然美及其尺     

史诗《江格尔》中勇士幻化蜘蛛母题

勇士、美女幻化成蜘蛛的题材普遍存在于蒙古史诗中,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规范化的勇士幻化蜘蛛母题.这类神变题材对史诗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情节的丰富诸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表现了蒙古民族对超自然、超现实神秘力量的祟尚,增强了史诗的趣味性和艺术力量.蒙古史诗中神变题材的产生并不偶然,是源于一定的宗教观念,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蒙古族传统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崇信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且极富魔法变化观念.史诗《江格尔》中出现的勇士、美女幻化成蜘蛛的母题同其它类型的幻化题材一样,都是以一定的宗教观念为基础,是曾经存在过的某种宗教观念向审美的文学艺术形式积淀和演化而来的结果.《江格尔》中出现的勇士幻化成蜘蛛的题材,同蒙古民间流传的蜘蛛预兆凶吉的观念,在起源上都是以一定的宗教观念为基础的,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     

我校出版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

本丛书第一批出版七部著作。其中任钦·道尔吉和郎樱主编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一书选录了我国学者有关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流传的英雄史诗的研究论文三十余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玛纳斯》、《江格尔》、《格斯尔》、《阿勒帕米斯》、《阔布兰德》、《乌古斯》等史诗与萨满文化及各民族历史传统的关系,反映了我国史诗工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组织翻译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系前苏联学者谢·尤涅和留多夫有关蒙古民族史诗研究的力作。该书为国外学者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代表性著作。     

论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原始审美特质

神话英雄史诗《江格尔》展示着蒙古民族的审美理想和个体生存状态。史诗的既成审美对象是以一种感性直观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美学观念,这种原初的美学观带有明显的神话思维特征。《江格尔》具有东方审美观的特质。东方审美“同情观”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史诗《江格尔》原始审美表征表现为：萨满思维、生命为美、物我同一等。     

蒙古族民间文学保护、传承与研究的几点思考——以卫拉特史诗《江格尔》为例

我国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人民群众用灵活多样的口头创造能力创造出无数经典作品,并滋润着民众的精神生活。以卫拉特蒙古人的《江格尔》为例,其活态传承、表演逐渐已趋于衰微。史诗《江格尔》的传承、保护和研究任务迫切,更重要的是这一民间文学经典如何在现代化社会中继续延续它的生命,继续发挥它的文化价值和作用,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笔者从史诗的文本、语境、表演等方面浅谈个人观点和思考,供大家讨论。     

史诗《江格尔》在英语世界的推介与英译本特色

文章简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史诗《江格尔》在英语世界的推介情况,试图说明在该史诗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该史诗进行大力推介。文章认为,《江格尔》英译本体现了许渊冲倡导的"三美"翻译原则,该英译本为增强该史诗在更广领域的推介和促进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从《江格尔》的分布情况论证其产生定型的地域与时间

根据史诗《江格尔》在卡尔梅克部，和硕特部，以及蒙古国，内蒙古地区的流行，分布情况，论证了《江格尔》产生于17世纪中叶后，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部。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母题探析

对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所蕴含的母题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分析研究,并尝试性地归纳出几类与英雄有关的母题——关于英雄诞生、成长的母题、关于英雄助手的母题、关于英雄结义的母题、关于美丽贤淑妻子们的母题以及坏父亲的母题等。通过对这些母题的分析研究,为这一领域的史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格萨尔》史诗幻变母题研究

文章以《格萨尔》史诗的几个典型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史诗所蕴含的幻变母题为研究个例，进行了较为深刻细致的文本分析。文章通过对幻变母题的深入剖析，从更深层意义上凸显了史诗的价值，也为史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研究视角。     

说唱的艺术诗化的叙述－《江格尔艺术论》之五“叙事论”

章在论述史诗《江格尔》是诗，乐，舞相结合的民间说唱艺术的基础上，运用叙述学的原理，对《江格尔》的叙事特点，叙事的抒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多角度的观照，较详实地引证与论述。     

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变迁——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

家族文化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家族文化的精神特质，两者的互映互动延续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以文学母题为基点，将百年中国文学置于“家园皈依意识与追寻母题”、“男权制文明与审父母题”、“重返母体与失乐园母题”、“宗法血缘秩序与乱伦母题”和“家族至上观念与复仇母题”等五种文化母题之下进行审视，是《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对百年中国家族文学精神特征的精妙勾勒。     

从史诗作品透视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审美建构

史诗是人类文明的外化,它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了历史的发展和文学主题的演变。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各有自己的史诗创作,但在史诗的发生与发展、内容与风格、情节与母题上却存在着很多既趋同又相异的特征。对于希腊和蒙古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史诗作品进行审美关照下的比较性研究,有助于揭示东西方文化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的同质与异质,并在跨文化视野中使史诗研究向纵深发展。     

略论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建构

《格萨尔》作为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首,日益为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所关注。史诗是百科全书,是文化宝库。《格萨尔》文化由宗教文化、人本文化诸多因子构成。本文以文化为视角,对《格萨尔》的文本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地透视,以期将该史诗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