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

对人类文明起着重要建设作用的出版活动、编辑工作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来深入探索的出版学和编辑学却是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学科。出版理论,英国、美国、前苏联等发达国家自本世纪初以来都有所探索,而“出版学”一词却由日本学者于1969年首先提出,“编辑学”一词则是40年代末中国学者的发明。     

议题、视角与方法：数字社会学对出版学研究的多维启示

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颇具规模的研究成果,但是当前出版学研究存在“四多四少”的结构性偏差。对出版学研究的深化既需要立足于现实出版生态的深刻变化,也需要积极主动地向其他学科学习。作为一种激发和彰显数字化时代社会学想象力的新研究范式,数字社会学有望从研究议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三个维度为数字化时代的出版学研究提供借鉴。研究议题层面,通过跨学科的问题意识迁移为出版学研究贡献学术增量;研究视角层面,倡导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性、能动性、批判性分析;研究方法层面,重视方法论革新,推动出版学研究从“思辨”为主转向“思辨”与“实证”并重。     

试论出版基础理论建设

出版基础理论研究现状 在我国,图书的制作与传播至少已经有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然而,对于出版基础理论的研究却很迟。“出版”一词,直到19世纪末叶方始在汉语中出现。据王益先生多年的研究,“出版”一词是从日本引进的,首见于黄遵宪所纂《日本国志》,时间在19世纪90年代(王益《“出版”再探源》,载《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6期)。而出版学、编辑学这些概念的出现,则是民国时期之事了。     

韩国出版学教育的现状

韩国出版研究所事务局长金羲洛在《韩国的出版学教育的现状与教育课程的开发》长篇论文中指出,“进行出版学教育,首先必须从理论上确定关于出版的课题,因此,需要综览韩国出版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论文作者首先对“出版学研究”作了简要的历史回顾。文章说,1963年,安春根的《出版概论》和郑长澈的《编辑与校对》,分别作为出版方面的理论书和实务书被出版发行,之后,韩国开始了出版理论研究。1969年3月,韩国出版研究会成立,同年6月,韩国出版研究会发展为韩国出版学会,并开始发行学会刊物《出版学》。这是正式将出版作为一门学问研究的开始。出版学会的活动从1975年曾一时中断,1981年,中央大学设立了新闻广播大学院,其中有出版杂志专科,因此,学会的刊物得以继续出版。出版学会也随之再起,出版学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在谈到“出版学教育”时,作者说,韩国出版学教     

关于出版学理论体系的构想

(一)“出版学”一词的出现,在我国大约始于70年代末。1979年初,原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编辑工作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编辑工作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并主张编写“编辑学”、“出版学”著作(参见袁亮:《出版科学与出版实践》,载《出版与发行》1986年第5期)。这很可能是在我国第一次提出的     

出版学定位研究方法论纲要

文章站在出版业界观察的角度,对出版学研究对象基本范畴、出版实践基本规律、出版实践中基本问题和出版学研究基本方法论4个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试图构建一个在定位理论概念下的出版学研究定位认识框架,以此推动出版学的理论研究。     

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出版学历来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上世纪30年代,我国最早提出了出版学的概念,到50年代,日本人出版了他们自己的《出版学》,60年代韩国人也出版了他们的《出版学》.从三个国家出版学的产生来看,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构成,有完善的课程体系,有培养目标明确的专业方向.可以说,出版学是在众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少数科学技术知识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对其特有的研究对象的创造性的研究活动,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对出版学研究过程的理解——以韩国出版学研究为例

疏理出版学概念、研究范围和学科性质。回顾韩国出版学研究的早期发展,评论韩国出版学会及其以学会志《韩国出版学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研究活动,并展望出版和出版学研究的未来。     

2005-2014年我国出版学科高影响力论文特征与热点分析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出版学类论文为数据源,将2005-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文献中被引频次排列最前的1％,计266篇论文,作为出版学科的高影响力论文;再分别运用“共词分析”“中心性分析”等方法,对前述高影响力论文的合著情况、核心作者进行探讨,并指出:(1)重视科技期刊的专业性与国际化程度;(2)聚焦开放存取对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影响;(3)关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等,为我国近10年出版学类高影响力论文的研究热点.     

近五年来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评述

近五年来,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本文从出版及其相关概念内涵、出版学研究对象、出版学学科体系与出版学研究方法四个方面,对此期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中的各种认识进行归纳与分析,并阐释了作者自己的认识.     

出版构成要素分析

近年来随着出版理论研究及编辑学、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讨论的不断深入,出版概念的内涵被众多的论文著作提及,尤其是出版学、编辑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文章把出版概念作为表述论点的一个"基本元素".由于对出版概念内涵广狭范围及理解角度的不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出版概念内涵.学术界近年来产生的一些学术争鸣,观点的分歧就在于对出版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出版学研究观察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极大地鼓舞了出版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国出版学的理论勇气、理论自觉和理论热情。学界认识到,建设领跑世界的出版学科,中国责无旁贷,也当仁不让。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成果丰硕,在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出版学理论、出版史、主题出版、数字出版、...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新视野、提出了新要求。文章在梳理和反思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正处于新的历史界标上。其中,“新时代”是历史方位,“中国特色”是空间向度。立足中国出版实践、面向国际出版视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出版发展的时代脉搏,回答出版学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则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进路。     

范军：出版学理论体系中的“出版实务”应由“出版评论”代替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在《出版科学》发表文章说,出版评论应该是出版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作为学科层面的出版学研究应该是由出版理论、出版史和出版评论组成,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三个部分：出版理论、出版史和出版实务。把“出版实务”作为出版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科学的。所谓出版评论,是指以一定的出版观念、出版理论为指导,     

从学科评估指标看出版学学科建设

近两年来,学科建设中的两项算得上是常规性的工作却引起了出版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甚至引起了一些躁动或些许兴奋.一是2020年启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二是今年刚开始的“学科目录调整”工作.事实上,前者“第五轮学科评估”与出版学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出版学不在学科目录之中,压根就没有参评的机会;后者“学科目录调整”倒是出版学人期盼已久之事,因为十年一次的机会对出版学来讲太过难得.从学科建设角度看,这两项工作不仅极其重要,而且还是密切相关的,出版学人关注它们自然有其道理.     

中国出版学研究现状与前瞻

学术界对出版学的研究发端于编辑学的研究。1949年3月自由出版社出版的李次民《编辑学》一书,为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冠以“编辑学”的著作,可谓中国编辑学之始。出版学理论研究只有20多年的历史。       

韩国出版学会

与韩国其他出版行业协会相比,韩国出版学会成立的时间要晚一些,但从成立之初就立足于出版学的研究,在破除“出版无学”的传统观念上功莫大焉,因此被誉为韩国“出版学研究的重镇”。     

数字出版学术话语：内涵界定与外延解析

数字出版学术话语是学术话语在数字出版领域的方向性延伸,也是数字出版学是否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文章以话语概念沿革为切入点,提出数字出版学术话语是基于特定语境,承载和传递数字出版观念、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语言运用,是数字出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所指。进而就数字出版学术话语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进行分析,提出数字出版学术话语的内涵包括识别数字出版活动实践与研究成果、强调数字技术对出版活动的建构意义和反映数字出版实践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外延则包括时间维度的数字出版学术体系生成的阶段性言语,以及空间维度的凝聚数字出版学术实践与成果的多维形态表达。该研究对推动数字出版理论与实践研究发展、促进数字出版学跨国界跨学科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英美出版学的学术脉络、研究体系及对中国出版学的启示

文章通过对英美出版学研究学术脉络的梳理,结合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当前英美出版学的核心研究对象、研究议题、学术体系和重要分支进行考察,从纵贯性和时效性两个层面描绘英美出版学的样貌,同时,通过中国与英美出版学研究对象、议题和学术体系的比较研究,考察中外出版学研究的异同,以期有助于出版学界理解国际出版学研究的整体知识地...     

近几年来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作为出版学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随着出版研究的整体发展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出版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来,研究者重点对出版学研究对象、出版学学科体系、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出版专业教育进行探讨。本文从以上四个方面对这些出版学基础理论重点内容的研究探讨情况进行综合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