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自强”思潮的兴起

自强”思潮是伴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而形成的自强自立、振兴中国的新思潮。它萌芽于19世纪40年代地主阶级经世派林则徐和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经过太平天国农民阶级领袖和洋务派的发展,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提出的“变法自强”、“振兴”中国为标志而最终形成     

近代中国对“自强”之策的探索与新式教育的创立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寻求祖国“自强”之策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物质接触”“制度借鉴”和“精神交往”三个阶段。但不论是处在哪个阶段上的仁人志士，都不约而同地将“兴学养才”、发展教育视为祖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并由此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革新，使之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化。     

“子学”空间中的近代文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文学在创作水平上与古代文学难以相比,但在推动社会变革上却有此前文学难以企及之处,个中缘由为近代知识分子将社会变革的重任假学术和意识形态之手赋予文学,形成“学术———意识形态———文学”这一文学生成模式,与古代文学纯个人抒写绝然不同。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兼具传统功名与初步的西方文化素养,秉持“援西入中”学术观念,传统儒学“经世”意识被赋予新内涵,推动近代“子学”爆发,“实用”观念因之成为意识形态核心要素,对近代文学生成产生决定性影响。     

魏源“师夷”思想与中国近代化

面对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魏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师夷”思想，将“制夷”与“强国”有机结合起来，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先河。他提出“去人心之积患”与“筹夷情”思想，促进观念的近代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主张，促进外交的近代化；提出“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促进军事的近代化；主张创办新式工业企业，萌发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向往西方民主制度，萌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魏源的“师夷”思想，在中国乃至亚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前五四”时期的雅化文学观

王国维、刘师培等“前五四”学者将对文学审美形式的强调具体化和理论化为雅化文学观,客观上彰显了文学作为以一定形式美打动人的语言艺术的特征和审美特色,对于推进近代纯文学观念的生成具有理论铺垫的意义,是文学观念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渐变中介,促进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发展。     

吴地女子"内刚"品性溯源

吴地自元、明、清以来,上层女子在文学创作中以追求豪放涵脱为荣,并形成了女子诗文、弹词的创作群体;中下层女子从事各种行业的劳动,谋求经济自立。她们在各自人生的征途中,自发萌生了自强、“内刚”的意识。在吴地近代化历程中,吴地女子的这一意识与近代女权、男女平等思想的融合,形成了“外柔内刚”的品性,为吴地社会的发展增添了内动力。     

幕末日本国际秩序观的纵向性构造特征

幕末日本国际秩序观经历了从“海外雄飞”到“尊王攘夷”的时代变迁,并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明显的扩张性。而幕末思想家冲破夷狄观念的开国主张也是企图通过侵略邻国来摆脱国内危机,其危机意识遂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相结合。幕末日本思想家面临国际环境巨变的现实,提出重新观察世界和分析国际局势的理念,表明日本前近代国际秩序观既已具有鲜明的纵向性特征,为明治维新后构建双层构造的近代国际秩序观埋下了伏笔。     

李详“桐城派”批评之学理反思

李详“桐城派”批评是“宗派”之争、“骈散”之争、“汉宋”之争、“新旧”之争的合力效应。“派别”界说上,李详否认“桐城派”,有意误读其义界,忽略流派多元性,存门户之见;但他于“桐城”之外率先命名“湘乡派”,点明“桐城派”转型契机。“骈散”观念上,李详批评“桐城派”、批评林纾,有意张扬骈文地位,争夺话语权;但他指出“桐城”古文空疏之弊,理性评价“桐城先贤”与“桐城后学”,利于“桐城”古文近代转型。李详立于“汉学”阵营,批评遵奉“宋学”的“桐城派”,以宣扬“汉学”;新、旧文化冲突时,他自觉以“旧派”文人身份对抗“新文学”阵营,力图维护“旧文学”。梳理并反思李详“桐城派”批评,对深化李详研究、“桐城派”研究、骈文学研究、近现代文章学研究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皆有助益。     

抗争与妥协：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痛苦抉择

近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教案,天津教案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曾国藩因为处理天津教案,被人们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但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与洋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纵观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曾国藩有许多言行不一的地方,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他不得不做出的妥协。曾国藩在处理完天津教案后,痛定思痛,提出了国家应该“徐图自强”的主张。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谈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变,总绕不开梁启超,尤其是他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所带来的震荡效应,至今余波荡漾。吾国史学在经历近代百年的变化,此一吸收与反思的过程中,究竟所谓“新史学”的观念带给中国近现代史学何种面貌?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值得吾侪深思的大哉问!梁启超及近代史学的前辈们,无论直接或间接引进欧美、日本的近代史学方法与观念,其目的均在借异域之学改造旧史,以达其所谓之“新”。然而,在新、旧二分法下,往往是以西方史律衡绳吾国旧史,如此关照下,旧史仿佛“镜中之妖”,史家本人于镜中观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旧史,绝非传统史学的原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素以多变著称,其史学的变化深受时代环境及知识来源的影响。本文非全面性检视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反聚焦在其“新史学”倡议下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采进化主义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对史学定义的游移与多变性以及向传统史学的复归等议题。梁启超史学的诸议题,提供我们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多元想象。     

再评洋务运动

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是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其重心在于“自强”,即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对于这一运动的性质、作用及局限性的评价,史学界分歧颇大。本文试图通过中法战争这个新的角度对此加以剖析。     

康有为“去苦求乐”观念的现代性因素

康有为“去苦求乐”的观念,从近代转换的社会根源出发,与“至善”之道德观念、“竞关”之社会政治理想、“求真”之精神情感追求相互关联,具有吸取西方快乐主义幸福观、佛学“求真”观念等运思特质,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均有意义,值得重新体悟。     

欧洲中世纪大学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孙益在《教育学报》2008年第2期撰文指出,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词中“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中独特的组织结构“民族团”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世纪大学在“nation”观念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民族团”组织在中世纪大学生中的普及和发展,“nation”一词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和深化,从一个有着贬损含义的外来人群体转变成为一个有着共同语言、共同观念、     

浅析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所创造的条件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问(19世纪60-90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这场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开辟了道路。     

“后扶贫时代”视角下的高校资助育人工作

“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不再是一种经济行为和政治任务,而是一场以“精准”为导向的育德、育智、育志行动。探索高校学生资助育人工作对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关重要。“后扶贫时代”,高校学生资助需要健全资助育人工作机制、建立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构建多维育人效果评估机制、加强思政教育,培养大学生自强、感恩观念,强化联动机制,建构起家、校、企协同促成长的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工作逻辑。     

“尴尬”及其衍生词的语义分析

“尴尬”是一个在中古汉语产生、近代汉语广泛运用并一直沿用至今的联绵词。现代汉语里,“尴尬”的使用以引申义为常,这和它在近代汉语时期的使用有所不同;而在近代汉语里衍生的“不尴尬”、“不尴不尬”、“不间不界”等倒反词语形式更是现代汉语所少有,这些倒反词语所表示的意义一般和“尴尬”都是同义的。语言中的这些沿用和替代表明,在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过程中,语言的历时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近现代时期客家人的"过蕃"

近现代是客家人走向世界并形成世界性民系的重要时期,近代时期客家人“过番”的原因主要源于内部生产力贫乏带来的经济压力,“过番”成为时人公认的最佳谋生途径,客家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变对近代时期客家人“过番”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工商业发展、客家人的家庭血缘观念、客家的生活习俗以及客家女性的持家方式等都与客家人的“过番”息息相关     

携手走出中职教育的雾谷 --呼唤"自强工程"

两年来，笔者在所教的400余名学生中进行了“自强工程”尝试。“自强工程”的精髓是：用“爱心点燃希望之火”．即努力创新，发掘、激活学生的潜在动力，使其以超前的热情、干劲，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来。     

论中国共产党“强国”观念的生成与演化

中国自近代以来逐渐落后于世界，不仅退出了世界强国的序列，并且沦为西方列强的宰制对象。这一民族危机的出现，催生出近代国人对“什么是强国”以及“如何建设强国”的思考和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强国”的认识和理解，经由早期生成、价值转换、自我形塑到意义进阶，在意义对象上呈现出由“他者”向“自我”转向的总体特点，“强国”的贬义色彩逐步消解，转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之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考察“强国”观念的生成与发展，厘清其演进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道路的思想历程及其实践的理解和把握。     

台州方言副词“白”和近代汉语副词“白”

近代汉语副词“白”,多释为“竟”,并以为在现代汉语中早已无踪可寻,其实,在浙江台州方言中却依然存在,而且,由此反观近代汉语,“白”亦当释为“就”而非“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