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名臣李光地的儒学思想

李光地是我国清朝时期的一位著名学者,其在理学与经学方面有着一定的成就。同时李光地还是政治家,担任过内阁学士以及侍读学士,并且在统一台湾和治理水患以及平息三藩之乱等方面均有巨大的贡献。     

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研探

马一浮的新儒学思想主要由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构成。在文化方面,提出“六艺论”,认为在所有的学术中,惟有儒学真正圆满地体现和代表了人类学术和文化的根本目的和方向,其他学术不过儒家六艺的流失而已。故此他主张以儒家六艺赅摄一切学术,其中包括西学。在哲学方面,提出“义理名相论”,于本体论主张理气一元,心性一元,于认识论主张知行合一,性修不二。马一浮是民国史上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不图名,不图利,默默无闻地为阐发儒学精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出了毕生精力。其新儒学思想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孔子儒学之精华

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都是历史地、有规律地逐渐积累、形成的。我们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是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古国,这是和孔子以及由他创始的儒学分不开的。孔子在我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秦皇汉武,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主要奠基者。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不仅是先秦时期的显学,而且自汉武帝定为国学之后,直至“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为止,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年之久,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 对于传统精神,毛泽东有两点重要思想:一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二是“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孔子儒学的研究,应当坚持这种正确的指导原则。     

朱熹《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

《中庸章句》以性——气二元论为基点,以道心、人心对应于性命、形气,但同时突出性即理,强调人之性受之于天之理,人性即是天命之性。由于人的气禀使得人之本性的表现受到气的影响和遮蔽,所以人不能自然而无所修为,必须修道立教,以戒慎恐惧和慎独的功夫,在未发和已发的时候都用力修养,强力人为。通过明善致知和诚身存心两方面同时努力,以全其性之本体,渐入于中和圣域。在这种解释中,天命之性是起点,但最后落实在修道之教的功夫,而修道功夫需诚明两进,不能偏废。在《中庸章句》中,理学的理气论、天理论、心性论、功夫论都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成功地借助对于经典的系统解释展示了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对理学思想的传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孟子集注》浅析朱熹的儒学思想

孟子以后,儒家的思想学说逐渐衰微,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四书"的解读开创了新的诠释系统,构建了庞大精密的儒学思想体系。其中,《孟子集注》加入了许多创新理学思想,是朱熹对儒家思想研究的最大成果之一,也堪称宋代儒学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朱熹通过对《孟子》的解说,构建了"天理气"大观、"心性情"小观及"知行"的认识论,在加强儒学思想理学化、人文化的同时也加强了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的研究中,“五四”始终是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７０多年来,有关“五四”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人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不断解说着“五四”的不同历史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五四”已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五四...     

儒学正统的重建--王船山思想的特质与定位

本文认为 ,王船山不仅是儒学思想家 ,也应当被视为宋代以来道学运动中人 ,只是他的思想形态属于道学中张载的一派 ,并与朱子有着复杂的继承关系。同时 ,船山又代表了不同于明代理学而代表了清代儒学新的学术思想的观点。在总体上 ,船山的思想方向和反思活动 ,是以“文化的反省”与“正统的重建”为主要特征。     

论儒学与“普遍价值”问题

西方"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者所宣扬的价值观与"普遍价值"(universal value)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各民族文化都含有"普遍价值"的因素。只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和宽容的态度,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寻求不同文化间的"普遍价值",如儒家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和"克己复礼",都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因此,海外学者已注意到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寻求"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     

论《儿女英雄传》与明清儒学的平民化

<儿女英雄传>是依明清儒学的世俗理想创作出来的旧小说,体现了近代前叶寻常儒生完满的人生理想和思考方式.这部被目为思想平庸的作品,因形象地演绎了道德化的人生图景,而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对传统伦常政教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出发,阐释<儿女英雄传>道德主题和人物.小说以简朴的笔意、简单的人事写出道德伦常在民间社会的活力,从而回答了<红楼梦>统治者后继乏人的问题.安学海的道德带有"君子有私"、"君子爱身"的色彩,是明清"日用常行化"的民间儒教,表达了对人情人性的新认识.黯淡时代和凄凉的晚境造成了文康创作时的暮年心态,为青才子和侠女形象带来独特的面貌.     

论儒学前景与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

论儒学前景与２１世纪人类文化走向赵吉惠儒学乃人类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之一部分，儒学价植与中国现代化有关，儒学前景与２１世纪人类文化走向有关。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看不清儒学，不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难以发现儒学价植，只有站在２１世纪人类文化走向的大背景，才...     

论叔孙通儒学入仕实践的意义——兼论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

叔孙通在坚持儒者身份的前提下,以知时而变的仕宦原则进行儒学入世实践。这种实践主要体现在制礼著书以尊王扬礼,教化儒生及荐生为官等活动,是从制作典章制度到建设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儒学入仕实践,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联系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肯定,以及司马迁自身的儒学实践,可以看出,相比儒经传授,司马迁更注重儒学入仕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功用,其政治哲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21世纪:儒学的地位及儒学研究的发展

儒学是包含着中国人生命气质的一种世界性文化资源。其作为一种文化资料的实质是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背景中突显出来的 ,所以儒学研究也应该走出中国 ,走向东方 ,走到世界的大文化氛围之中。要面向全人类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 ,应打破自我中心的心态 ,要重视与其他文明系统的交流和对话。当今 ,儒学研究的发展 ,儒学的生命力在于普及和传播。     

论科学文化哲学

科学文化哲学主要有两种形态——科学文化-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前者是“关于科学文化的哲学”,即人们对科学文化进行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哲学反思,后者是关于“科学的文化哲学”,即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反思科学;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它不仅包含了传统科学哲学的大部分内容,而且还包含了对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甚至科学的政治研究等成果的概括与总结;研究科学文化哲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丰富科学的形象。     

论孔子的圣人观及其所透显的儒学精神

“圣”是儒家最高的完满人格和治世理想,儒学本身即是一套以希圣、成圣为最高精神追求的修身治世之学。在孔子看来,圣人人格是不可企及的超越性理想人格,做一个正人君子、仁人志士则可矣;其本人也不敢以圣自居,认为纵是尧、舜亦与圣人有一间之未达。这一切皆缘于孔子认为“圣”是“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的超越性境界,“圣人”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至高理想人格和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体现。基于孔子理想人格之教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为中心对孔子圣人观加以考察,可还原其统合与涵摄的基本内容,亦可探求其所透显的儒学之精神。     

马克思主义和儒学

人们越来越清楚,思考中国思想的新发展,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主张天人合一,以人为本,都是辩证思维,并落实为历史思维;这种相同,是两家思想学说进一步沟通的基础。而两家思想学说的不同,既反映了各自产生和发展所依赖的不同历史条件,针对着具体的不同历史问题,又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人成为理想的人的道路的多样化;这就为两家思想学说的进一步沟通甚至融会提供了可能性。     

儒学走向世界之路

两千多年来 ,中国儒学一步步走向世界。秦汉时 ,经学博士将四书五经传到东亚南亚 ;唐宋时 ,朝鲜、日本诸国通过留学生获取儒经 ;明清之际 ,欧洲传教士西译出版儒学著作 ;2 0世纪以后 ,新儒家们在海外传经布道。可以预言 :走向世界的儒家文明 ,将是未来人类最耀眼的星空之一。     

从可持续发展思想走向可持续性科学

明庆忠在2007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撰文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在过去近20年中已深入人心,不仅改变了大众的思想观念,也有许多付诸实践的行动,成为了21世纪的发展战略纲领。为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发展的     

反身实证化的心性儒学

对于孟子来说,人性问题不是一个依靠对象化认识并运用概念加以抽象化表达和讨论的问题,而应在具体的人类活动、具体的道德情景中,通过主体的践行和抉择来证显人性的本善。而"天命"则以价值之源的身份成为人间秩序之非在场的言说者,赋予性善以超越性意义。同时依靠切近生命的操存工夫来不断澄彻和存养主体自身,回复真我,从而与天命相配。这使得儒家的教化意识和价值理性得以充分彰显。     

儒学“经世致用”和“开放包容”思想特征的源流探究

儒家源于远古王宫中司徒官职,儒学源于远古"天下统一的道术",这个历史渊源使儒家和儒学先天就具备了"经世致用"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这也是儒学区别于古代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儒学经过长时期的激荡和升华,最终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思想主流,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和基调,同时揭示了儒学源于朝廷也必然回归朝廷的演变轨迹。     

后儒学的文化面向

牟宗三先生以理论系统之建构为标准,将儒学区分为先秦儒学、宋明新儒学以及当代的新儒学。当代新儒家则以三统之建构为主,此即道统、政统及学统,尤其是开出知性主体及民主建国更为重心所在。当牟先生过世之后,新儒学已迈入后儒学的时代。后儒学重点并不在对儒学本身系统的重构,而是以儒学的角度响应时代的问题以充分展现儒学的实践性与实用性。拜科学技术进步之赐,人类文明已有异质性、跳跃性发展。新时代的文明已不再只是量的差别而在根本性质上便已不同。此中,全球化趋势及其衍生的问题将是后儒学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所在。无论是环境生态、文化冲突、贸易平衡以至于国际关系,无一不是在全球化的场景中展开。因此,后儒学首先便要以全球化趋势及其问题为核心,由是而逐步建构一相应的理论系统,完整掌握21世纪的发展,同时也在这样的发展中恢复儒学的实践力与时代性。此中,我们遭遇到的主要问题,便是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如何建立。儒学研究者往往限在人文学科,尤其文史哲的领域,如何能有效使儒学亦进入其它社会及自然科学而产生整合效果,应当是后儒学的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