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手的请愿”与“逃走”——《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难点探析

鲁迅对请愿的态度,一方面是对杀人者、对中国黑暗的专制历史的阴毒与凶残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革命青年的无比热爱与珍视。“我于是就逃走”,是鲁迅的自嘲,是鲁迅“运交华盖欲何求”式的幽默,也是“壕堑战”的战法和“韧”的战斗精神的表现。总之,不论是对“请愿”的态度,还是“我于是就逃走”,都表现了鲁迅对历史、现实的深刻洞察力和清醒的斗争策略,从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先驱者们斗争的艰难性和革命斗争的长久性。     

深刻独特的生命体验 历史特质的准确把握──鲁迅历史小说《铸剑》解读

《铸剑》创作于20年代中后期，取材于中国古代“三王冢”的历史传说故事。鲁迅严肃地考察中国历史与现实，他从这个充满血腥的历史传奇中发现了一种充满勇敢决绝的牺牲色彩的斗争精神，它与鲁迅自青年时代起就努力倡导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十分吻合。小说凝聚了鲁迅该时期深刻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精神和实质的精确把握。宴之敖者是鲁迅所理解的战士、革命者形象，是鲁迅自我意象的象征。作品包含着鲁迅对革命斗争经验与革命者命运的深刻、独特的理解。     

《朝花夕拾》中鲁迅斗争之我见

《朝花夕拾》是具有现实斗争精神的散文集。通过研读所涉篇章,我们对鲁迅的斗争行为作了一次探讨,将其斗争分为正确和错误两种类型。承认鲁迅的斗争并非全部正确,并不影响其伟大的反封建斗士形象,这对发现"真"的鲁迅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鲁迅《朝花夕拾》原稿与修改稿的对比,发现鲁迅在斗争中引用敌方的语句是刻意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战斗力量。     

伟大斗争视域下李大钊斗争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伟大斗争”。在新时代开展伟大斗争,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幸福生活而不懈斗争,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率”。李大钊的斗争精神体现在国家前途与命运之斗争、思想文化领域之斗争以及信仰与主义之斗争等方面。在伟大斗争视域下,大钊精神对弘扬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促进思想文化建设、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眼中的现代文学大师》——鲁迅

在最后十年中，鲁迅把近乎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用来写“匕首与投枪”式的杂文。这是因为在激烈紧张的斗争中，使鲁迅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构思小说创作。     

也释“孺子”

也释“孺子”刘国杰唐《琐忆》（见高中《语文》第二册）一开篇就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两句很有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以之结构全文，立片言以居要，真可谓匠心独运。只是对诗中的“孺子”，不少师生难以确解，课文亦无注释。其实，对这两句脍炙人口的...     

守正与创新:出场学视域下新时代斗争精神的“不变”与“变”北大核心

从出场学视域出发,探寻在差异化的时代、空间和语境中,新时代斗争精神如何以“守正”“创新”的方式和形态出场。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新时代斗争精神“在场”与“出场”,即“不变”与“变”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新时代斗争精神演进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以期在前进道路上更好地发扬和践行斗争精神提供理论指南。     

重在一个“感”字——读臧克家同志的诗《有的人》

《有的人》是臧克家同志一九四九年十月参加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写的一首抒情诗,诗的副标题为“纪念鲁迅有感”。这首诗着重在一个“感”字上,要写出作者对鲁迅伟大革命精神的赞颂,并把自己对鲁迅革命精神的理解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结合起来,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无情的鞭挞,启发教育我们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做一个一心为人民的崇高革命者。因此,这首诗虽短,但主题深刻,内容丰富,表现集中凝炼,不论在思想和艺术技巧上都能给我们以教益。     

“缁衣”新探

《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的“缁衣”一词,历来或注为“黑色的衣服”,或引《诗经·缁衣》篇,注为卿大夫所著之朝服。我们结合记念文章,领会《惯于长夜过春时》全诗的主旨,认为不应将“缁衣”释为“黑色的衣服”。该诗是诗人怀念友人之作,诗人是将《诗经》中的《缁衣》诗,作为怀念战友的典故来用的。最早解释诗中“缁衣”一词的是许寿裳。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到他问起鲁迅写这首诗的情况时,鲁迅解释说:“那时我的确无写处的,身上穿一件黑袍子,所以有缁衣之称。”后来陆续出版解释研究鲁迅诗歌的专著。如周振甫的《鲁迅诗歌注》、倪墨炎的《鲁迅旧诗浅说》、郑心伶的《鲁     

“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清算“四人帮”把鲁迅的历史观纳入“儒法斗争”模式的罪行

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精心炮制了一个所谓研究几千年儒法斗争史的政治大骗局。主子三通鼓响,奴才蜂涌而上。为了给这个反党的口号寻求理论依据,“四人帮”的文学侍从狂乱地篡改鲁迅的论述,“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四人帮”歪曲鲁迅,罪不容诛;践踏鲁迅,人怨天怒。他们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一“四人帮”的“北门学士”说鲁迅研究过什么“儒法斗争史”,特别是研究过“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是无知加谎言的捏造。“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鲁迅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范围內去考察当时的思想界的。他根本没有纯粹地论述所谓儒法斗争,而是客观地论析了当时思想领域多种学派并存和斗争的形势。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道:“周室寖衰,风人辍采;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志士欲救世弊,则穷竭神虑,举其知闻。而诸侯又方并争,厚招游学之士;或将取合     

鲁迅湘灵诗中“力”的博弈与神祇再造

鲁迅笔下几首极富代表性的湘灵诗表明：鲁迅对“力”的认知与阐释显然是多面性的。纵然鲁迅对现实中以暴制暴的反抗方式持保留态度,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场域主张“撄人心”的文学观,他充分肯定了屈原诗作“撄人心”的潜质。鲁迅的湘灵诗将楚辞传统中的香草美人形象巧妙改造成能够承载现代情感的意象,以此烘托、反衬强力制暴的必要性,成为鲁迅所作“湘灵诗”的共同价值取向。他改变了传统屈骚抒情模式中神祇形象的轻灵柔婉之美,取而代之的是女斗士与反动势力强势对抗所绽放的崇高美与力量美。鲁迅以革命家的行动辅以文学家的回心,以狂暴之力再造远古神祇,以此抵抗传统屈原诗赋中文学无力的局限性。     

鲁迅之“女吊”与女吊之“复仇”建构路径探析

《女吊》作为鲁迅遗嘱的衍义,对理解鲁迅晚年思想有着特殊价值。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以田野调查方式考察鲁迅之女吊与绍剧之女吊的区别,进而推断鲁迅之女吊复仇精神实为一种“发明”。这一观点无疑对把握鲁迅思想具有重大意义,鲁迅的“女吊”并非绍兴目连戏中“女吊”的简单复刻。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女吊”形象建构的系统梳理,结合不同时期对女吊“复仇”精神的思考,深入解读鲁迅之女吊形象形成的多方路径,以及不同时期解读“复仇”精神的不同立场,进而指出在《女吊》的书写与解读中,鲁迅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不同时代对以“复仇”精神为代表的“鲁迅资源”的建构同属于一条路径：文化资源的再征用。     

论“斗争哲学”

本从“斗争”一词的不同含义出发，区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斗争哲学”，即极端主义的“斗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斗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特征、内容和使命等方面，论证了它之为“斗争哲学”的根据，简述了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     

“无聊”之作还是“有意”为之？——鲁迅的《我的失恋》诗歌内涵分析

《我的失恋》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唯一分行抒写的诗篇,这首被李长之称为“无聊”之作的“拟古的新打油诗”,一直以来被当作小小的讽刺诗而排斥在“真正的诗”之外。在创作中,鲁迅采用了幽默、讽刺、夸张、漫画的手法,以自嘲、戏谑的方式,表达了恋爱中的鲁迅苦闷、彷徨、焦虑和自卑情感。其实,这是一首真正的恋爱诗。     

鲁迅与“孺子牛”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自嘲》诗中的两句。“孺子牛”是作者援引的一个典故。《左传·哀公六年》:齐景公的幼子名荼,号安,幼时为景公所钟爱,景公曾口中衔绳,假装牛使孺子荼牵之嬉戏,荼突然跌倒,拉掉了景公的牙齿,所以齐国的鲍子说齐景公是“孺子牛”。鲁迅在诗中称自己是“孺子牛”,“孺子”指的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鲁迅引用“托体同山阿”诗探真

1987年10月版和1990年10版(现行版)的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都对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引用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作了注解。前者云:“这是陶潜所作的《挽歌》中的四句,意思是,亲戚们有的余悲未尽,别的人又已经唱起歌来了。人死了又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寄托躯体于山陵,(最后)和山陵同化而已。”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了几旬:“鲁迅在这里引用这首诗,有青山埋忠骨之意,寄托死者遗愿,死者当与青山同在的深挚感情。”这显然意在弥补前者未掘挖深义之不足。     

于绝望中迸出的希望之花：－从《野草》谈鲁迅“绝望的抗战”及其产生原因

站在世界之交的转折点上，鲁迅成为再认识、再阐释的对象。《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三篇突出展现了鲁迅当时激烈痛苦的思想矛盾斗争，而就在这冲突中闪现了鲁迅绝望中迸出的希望之花，展现了一个精神界战士坚毅刚强的风采。当然，鲁迅“绝望的抗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即其内蕴深厚的思想、顽强的个性、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滋养、形上的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等因素合力的作用。     

“作至诚之声”——《摩罗诗力说》中“诚”的论述及其原理探析

鲁迅早年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最为缺乏“诚”的品质,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不仅热烈呼唤“至诚之声”,还形成了关于“诚”的较为完整的表述。“诚”在鲁迅文学与思想发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概念在晚清语境中含义颇为复杂,鲁迅不得不通过论辩方式表明自己的理解。由于采纳了卡莱尔等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路不同于根据儒家传统或科学理性原则对“诚”的解释。鲁迅调转了论述方向,相比外在、客观的真理,他明确表明“诚理”反映的是主体内面世界的感应和变化,进而将其还原为直觉性的生命体验。鲁迅以“白心”“内曜”强调对主体精神的重塑,对他而言,“诚”关联着“人生”主题并开辟了认识、改革中国社会的另类路径,凸显出浪漫主义诗学在儒家文明与现代科学交汇时刻的独特意义。     

从“俯首甘为孺子牛”说起

鲁迅先生《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早已为人所熟知。诗中表现出来的爱憎情感，曾引起无数仁人志士的强烈共鸣。多少年来，“孺子牛”和“老黄牛”一样，一直被人用来比喻那些甘愿为人民服务的人。当然。“孺子牛”一语的出处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育儿习俗“牵牛”，就不一定人人皆知了。     

再论“班洪事件”的历史地位——纪念班洪抗英70周年

发生在1934年云南边地阿佤山区班洪佤族部落王地的“班洪事件”，是以佤族人为先锋，各族边民和侨胞支援参与的曾震惊中外的一次自发的民众反帝爱国斗争。这场斗争，以英方的军事与外交的失败告终，充分表现了佤族人崇高的爱国赤子精神和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深厚凝聚力以及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意义重大。深化对这一“事件”历史地位的认识，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时俱进，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宏伟目标，以及反对国际霸权主义、恐怖主义仍是重要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