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关系——兼与周连宽同志商榷

校雠学同目录学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主要的不同看法有三种。第一种看法认为古典目录学应属于校雠学的范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学者章学诚,他说:“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章氏遗书外篇·信摭》)舆章学诚同时的全祖望也认为目录之学不过是有些人作为赚饭吃的一种手段,不能称之为一门科学。(见全祖望《丛书     

新闻定义之管见——兼与四位同志商榷

在我国的新闻实践活动中,到目前形成了两种认识比较一致的新闻定义:即陆定一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甘惜分的“报道和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两个理论体系,从本质上看,有三点是共同的。一是“新发生的”,二是“事实”。三是“报道”。甘说从字面上看多了一个“手段”,陆说中把“手段”二字隐蔽起采了。本采勿需非议,但过细品味,尚有商榷之必要。恕笔者大     

辩证看情报的本质属性——兼与龚蛟腾、侯经川同志商榷

文章运用现代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视角系统分析了情报的三大基本属性:社会性、知识性与决策性,提出了竞争性不能构成情报的本质属性的观点。     

也谈“宣传性现象”——兼与卢纯田同志商榷

“宣传性现象”这一概念,是艾丰同志在《新闻战线》1985年第11期中提出来的,今年第3期《新闻战线》又刊登了艾丰同志《再谈宣传性现象》的文章。今年的第6期《新闻战线》刊登了卢纯田同志的《“宣传性现象”是非科学概念》一文,认为艾丰同志提出的“宣传性现象”是缺乏确定内涵的非科学的概念。卢纯田同志的主要根据是:这一概念的词义和它的内容不相一致;缺少相对应的另一概念,即违反辩证逻辑的对偶性原则;不够约定俗成;适用的范围不够大。笔者认为,这几点都是站不住脚的,愿同卢纯田同志共同探讨。笔者感到,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关键不     

也谈“宣传性现象”——兼与卢纯田同志商榷

“宣传性现象”这一概念,是艾丰同志在《新闻战线》1985年第11期中提出来的,今年第3期《新闻战线》又刊登了艾丰同志《再谈宣传性现象》的文章。今年的第6期《新闻战线》刊登了卢纯田同志的《“宣传性现象”是非科学概念》一文,认为艾丰同志提出的“宣传性现象”是缺乏确定内涵的非科学的概念。     

从矛盾论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兼与周九常先生商榷

从矛盾论中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出发,认为图书馆学对象研究不应下定论,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应该具有创新和探索精神。     

从信息论看新闻究竟是什么?——与王洪祥同志商榷

一、载体论与本体论《新闻大学》第17期发表的王洪祥同志的《有关信息和新闻的几点断想》,观点新颖,发人深思。但在这篇论文中,有两个提法,有点自相矛盾。一是“新闻是信息的载体”,指的是载体与载波的关系,新闻是“载体”,信息是“载波”;另一是“新闻是社会上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指的是种属关系,新闻是“种”,信息是“属”。王文前一句说新闻是“信息的载体”,后一句话又说新闻是“……的信息”,那么,新闻究竟是信息还是     

辩证理解档案概念的原始性和孤本性——兼与刘相彩同志商榷

人们对档案概念的认识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一些相悖的观点和思想,这是任何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在所难免的.如果没有百家的争鸣,则无百花齐放,无百花齐放,怎么能比较出哪一朵更艳?哪一朵更香?哪一朵花期更长呢?对档案概念展开讨论正是丰富发展档案理论之需要,对今后档案理论的深入探讨和档案实际工作的开展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再创图书馆人的辉煌——兼与周睿同志商榷

主要论述了历史上的图书馆人既创造过辉煌，也经历了漫长的平淡；现在，图书馆人又有了再创辉煌的机遇和条件，图书馆人应该抓住机遇，再创辉煌。     

试论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兼与张志国同志商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出版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编辑工作作为出版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更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创造性劳动。《决定》的这一判断,是对编辑工作劳动性质的科学概括,也是对轻视和曲解编辑工作的种种错误看法的否定。但是,究竟怎么理解编辑工作的创造性,人们仍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编辑界内部,也并没有一致的认识。因此进一步阐发和论证这个判断,深入开展对这一判断的讨论,对发展编辑事业,     

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兼与秦宝琦同志商榷

关于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近年来,秦宝琦同志在《历史档案》等刊物上相继发表文章,力主天地会的创立宗旨是“遇事得有帮助,免受欺凌”,“敛钱分用”,“互济互助”。他不赞成我和其他学者把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归结为“反清复明”。最近,他根据新发现的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闽渐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关于审理陈彪、僧行义奏折,撰成《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征》一文,并在今年《历史档案》第一期上发表,重申了在天地会创立宗旨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所不同的是,他对过去一向坚持的“乾隆年间     

关于建立编辑学的探讨——兼与蔡玉麟同志商榷

三中全会以来,出版事业同其他行业一样,展现了可喜的新局面。不仅出了相当一部分好书,而且编辑队伍也迅速扩大。就目前来说,我国图书编辑约有一万人。现有二千八百种期刊,每种期刊有四、五个编辑,全国也约有一万多人。这样,不算电台、报纸,全国图书、刊物的编辑就有两万多人,还不包括内部刊物的编辑。这个巨大的力量如果能全部调动起来,大家都来关心探讨编辑学,不做编书匠,要做编辑家,不仅懂得编辑工作技艺,而且懂得编辑工作的理论及发展规律,编辑学的建立就为期不远了。正     

从目录学到书志学——20世纪前期目录学在日本的研究与发展

目录学和Bibliography分别是中西方研究图书的学问,这两门学问本来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因在日本发生了交汇,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书志学。书志学不仅在日本日渐发达,而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被输送到中国,引起了一定反响。本文通过系统梳理20世纪前期日本书志学著述,揭示中国目录学对日本书志学的深刻影响、书志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状况,指出在20世纪前期书志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丰硕成果,而且作为方法论在实践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随着书志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以长泽规矩也为代表的日本图书馆界决定以图书学取代书志学作为这门学问的名称。尽管书志学的概念式微了,但书志学的研究成果就像目录学的研究成果一样不会过时,作为一门后发的学问,它所具有的起点高、眼界宽的特点,更值得中国目录学研究者借鉴。表1。参考文献26。     

传播学研究和人的地位——兼与郭健同志商榷

大众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人在传播学研究过程中居于什么地位?是什么因素促使大众传播学研究跃进呢?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必要的。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已有半个多世纪。这期间,西方传播学者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述,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很容易会使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湮没在已有的复杂的传播模式和调查数据之中。     

检索算法的混合使用——兼与徐进鸿等同志商榷

本文针对福岛法及其改进算法的弊病 ,提出了一种新的逆波兰回溯扫描算法 ,并以树展开法作为该算法的排错手段。检验结果表明 ,这种混合算法在数据处理速度和空间利用效率上均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CNMARC著录的简化——兼与蔡瑞平、吕雁同志商榷

论文提出CNMARC著录的简化势在必行，并以ILAS系统为例，介绍了几个字段的简化著录。     

再析档案的价值问题——兼与田炳珍同志商榷

再析档案的价值问题１９９７年《档案》第６期刊载了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田炳珍同志的《论档案价值的形成及变化》一文，读后深受启发。但对文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却实难苟同。故草就此文，以就教于田炳珍同志及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仁。一、“价值”和“使用价值”只...     

再谈计算机编目的简化——兼与牛振恒同志商榷

根据《中国文献鳊目规则》规定的三个著录级次，说明了已存在计算机鳊目的简化问题，指出牛文所说的“简化计算机鳊目是不必要和不可行的”是错误的。     

也谈党报的市场问题——兼与韩书贤同志商榷

党报的市场问题,由来已久。问题的核心,不 在于有没有市场,而在于市场的大小。这里的市场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发行量的大小;二是指媒体在受众中的公信力。因此,过去以纯粹的发行量作为衡量市场大小的唯一标准,是片面的,也是狭隘的。     

画创图书馆人的辉煌——兼与周睿同志商榷

主要论述了历史上的图书馆人既创造过辉煌，也经历了漫长的平淡；现在，图书馆人又有了再创辉煌的机遇和条件，图书馆人应该抓住机遇，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