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小言论’的特征

“小言论”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主编兼主笔的《生活》周刊上言论专栏的名称,是三十年代初盛誉报坛,蜚声中外的一种新闻评论。《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10月11日,次年10月由韬奋接任主编。1927年9月25日,即从2卷47期起,于首页辟设“小言论”专栏,并由韬奋亲自署名主持笔政。一以贯之,直至1933年7月韬奋因名列国民党特务暗杀名单被迫出国流亡为止,经初步统计在六年不到的岁月中,一共撰写刊发417篇小言论、期期按时刊出,从未间断。即使在染病之日,韬奋也坚持在病榻上或提笔或口授进行撰述。小言论虽小,短则七、八百字,长则千余字,韬奋却视之为类乎该刊的社评,精心撰写,从未懈怠。开始时每期一篇,后来几年增加为二、三篇。正如他自己在     

我的三个小‘宝库’

我刚搞新闻工作时,成天忙忙碌碌,稿件质量却上不去。后来,我从建立“三库”入手,尝到了不少甜头。一是“思想库”。记载的是学习和思考问题时的摘记、心得体会等等。把这些东西及时记载下来,不断加以深化和扩展,对宣传报道很有帮助。     

‘骨头’与‘血肉’

长云同志: 你在来信中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把经济报道写得更生动些,更活跃些,更显得有血有肉?”对此,我想谈谈自己的感受。要把经济报道写活。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在题材上要“抓活鱼”,内容上要敢于触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形式上要改进生产,会议的老一套报道程式等。在这里,我想先谈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处理好报道中“骨头”和“血肉”的关系,力求使经济报道丰满一些,引人入胜一些。有些通讯员的来稿主     

周末版是‘小特区’——江苏省报纸周末版研讨会侧记

报纸办周末版已成为一个潮流,成为了一项方兴未艾的事业,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在淮阴率先举办了周末版研讨会。会上,大家就周末版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充分地研讨。“特区”和“六天与一天”周末版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无锡日报、南通日报的同志明确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但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读者便是他的上帝。任何领导机关说好都没用,只有群众认可才是权威的。     

‘兴趣’与‘妙悟’的得失

严羽深浸禅学,其诗论著作《沧浪诗活》具有浓厚的玄秘色彩,加之概念界定不明,内涵模糊不清,遂成为宋以后文论家争论的热点。要想优游倘佯于这座有几分神秘色彩的理论殿堂,不妨把“兴趣”、“妙悟”作为升堂入室的钥匙。陈伯海同志的《严羽和沧浪诗话》正是从此入手,展开他那精微深刻的理论分析。     

说‘长’道‘短’

目前,笔者有幸参加上海市政协好新闻的评选,经十多名评委反复筛选,再郑重投票,最终推选出额定的数篇优秀文稿。其中,以反映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见长的解放日报的通讯《教育的困惑》以全票当选,而以科教文为特色的文汇报却以通讯《沪郊农业要走向大市场》博得众多评委的青睐。这一评选结果揭晓后,上述两大报的评选代表几乎异口同声地笑着向对方说:“我们这篇通讯本该是贵报写的!”这句就评选结果而发的感慨性的笑话,颇值得回味。它一方面反映出在当前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各个新闻单位都在紧     

‘曝光’报道浅谈——兼谈羊城晚报的‘追电’系列报道

“曝光”报道向来比较难以把握。问题抓不准招来批评,事实有出入惹起官司,开头有声势末后“烂尾”……诸如此类,都曾发生。然而,“曝光”报道又不可或缺,因为,实行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介的神圣职责,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体现。在广东的新闻媒体中,成功进...     

勾践‘尝胆’未‘卧薪’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矢志复仇,是青少年熟悉的故事。“卧薪尝胆”后来就成为人们用以刻苦自励,发愤图强的成语. 但在中学历史课本中,讲吴越争霸时,只说勾戏舔尝苦胆,而不说卧薪尝胆这个成语。这是有道理的.吴越争霸,勾践“尝胆”,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写的《史记·越世家》,说勾践“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电”.而“卧薪尝胆”这个成语直到宋朝才出现。此成语最早见于北宋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     

既要‘爱富’也‘济贫’

时下,新闻界存在着这样一种不良现象:当一个地区、一家企业经济效益红火时,记者如云,络绎不绝,而一旦效益不佳,滑入低谷时,就难觅记者的踪影。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嫌贫爱富”。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固然要多报道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经营效益好的企业,以指导和推动经济全面发展,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暂时处于低谷的企业不等于不能从正面去宣传,况且它们也更加需要宣传,今年春节期间,《新华日报》组织记者到贫困地区采访,特别是到一些贫困户家中采访,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困难。这组稿件     

精心采写‘火柴盒’和‘火柴棍’

湖南岳阳石油化工总厂供排水厂的职工把黄正元登在报刊上的小文章称为“火柴盒”,一句话新闻称之为“火柴棍”。黄正元听到大家这样称呼他的文章,心里感到美滋滋的。因为他认为“火柴盒”和“火柴棍”都能擦燃发光发热,以小见大,滴水映大海,同样能对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促进作用。黄正元是供排水厂厂长办公室企业经营管理员兼厂企业管理协会秘书。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促进改革工作,他自觉地利用业余时间为新闻单位撰写稿件。1985年,他写了近百篇稿子,投寄后,石沉大海,但他不灰心,认真找原因,努力学习。为了提高     

‘顶热’‘冒寒‘的主体

经常见到、听到这样的新闻报道:某某领导顶着炎夏烈日,慰问炼钢炉前的工人;某领导冒着严寒,顶风冒雪视察某建设工地;某领导在风雨交加中访问了某水利工地;某领导节假日不休息,慰问生产第一线职工,等等。这些报道都是事实,它反映了领导关心工程建设,关心职工的行动。但是,这类报道也使人感到不舒服,为什么长年累月在高温下操作,在严寒下作业,在风吹雨打的恶劣环境里工作,在节假日里坚持     

智海泛舟话‘集粹’——‘中华智慧集粹丛书’读后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积淀在中国古籍中的中华智慧,就像一座深邃而广阔的海洋。 洞察秋毫的眼力,超越常人的见解,机巧敏锐的应对,出奇制胜的韬略,或集中地体现在某位历史人物身上,或具体地反映在某一历史事件之中,就像智慧之海中的一朵朵耀眼的浪花,使人解颐叫绝,更使人引发深深的思索。 当代社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智力的竞争。事业的成败往往决定于办事者智力的高下。办事者的     

需要‘休整’和‘歇一歇’——读稿随记之七

作者和编辑,多是不见面的朋友。除了以寄稿,看稿,改稿,退稿等方式彼此联系之外,常有书信往来,相互谈创作,谈生活,谈感受,诉说心里话。不少青年作者,往往称编辑为“老师”,其实,作者也是编辑的老师。编辑从作者的来稿和书信中也学到许多东西。最近,我收到一位青年作者的来信,就感到很有教益。信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时常感到力不从     

‘有心栽花’与‘无意插柳’——获奖新闻采写一得

1988年和1990年,我的一篇消息和一篇通讯分获全国首届地报好新闻和浙江省维护消费者权益好新闻。因为这两篇好新闻都是出差时路上拣来的,所以一些同行明友戏称这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但我却     

从‘冷门’到‘热门’——談政法报道一些体会

从“迷童招待室”里走出来半年前,我在政法报道中迷路了。我总是啃住“文件精神”考虑,認为政法机关是专政机关,在那里能找到的題材,主要是捕、办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一篇捕反革命分子稿件剛發出,我又来到公安局办公室,找同样題材的线索,结果,乘兴而去,敗兴而归。有一次,写了一篇公安机关逮捕几个專騙小孩衣服飾物的窃賊一稿,稿件突出写了窃贼的厉害,沒有突出写公安人員的功績,领导同志一看就说:“不發了吧,这样写,把我們社会描述得恐怖了,要起副作用。”     

开发广播的黄金时刻——浅谈听众的‘漫不经心’与‘一心二用’

无线电波的转瞬即逝,是广播这一舆论工具与生俱来的弱点。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听众收听广播,也是一种独特的信息输入形式。读报:“正襟危坐”; 看电视:“目不斜视”, 进电影院:是花钱买来的机会,不敢“懈怠”; 上大课:纪律约束,必须专心致志……听广播却不然。大都是边听边干杂活,边听边聊天,甚至边走路边听,思想不那么集中,可以处     

从‘绌’错成‘拙’想到的

新近,在好几张报上读到“绌”、“拙”混用的现象。比如有张报纸在一篇短文中说:“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可能集所有长处于一身。在某些方面相形见拙时,就有可能被某些世俗的小人看……”这里,把“相形见绌”的“绌”字,错成了“勤能补拙”的“拙”字。还有一张报纸在一篇文章中写“相形见绌”,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却写“相形见拙”。同一张报纸,两种写法,何错何对?还是“绌”、“拙”两字相通?“拙”是笨拙的意思,“勤能补拙”,意指勤奋能够弥补笨拙;“绌”是不足的意思,意指相比之下显得不足。类似这种容易混淆搞错的字、词,在报刊上屡见不鲜,如错把“偶而”当作“偶尔”,就是经常碰到的一个     

据事反思 以小见大——评析小言论《‘愚人’的行为》

怎样看待西方文化和习俗?在青年学生中多年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唯我独尊的虚无主义的鄙洋心态。回想在“十年动乱”中,一些自称造反派的青年学生不乏这种称孤道寡的变异的心态。明明自家连买葱都要凭本供应,却自鸣得意,扬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把外国的一切文化统统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而一概放到摈弃和批判之列。可是,当今时代变了,我国进入了深化改     

‘New China’ or ‘New Americ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merican-mediated myth of ‘new China’ spanning from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1911 to the American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in 1913, in an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news discourse, cultural issues and foreign relations in this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verthrowing a deep-rooted feudalism and establishing an Americanized republican government, appealed to American sentiments of religious sympathy and ethnocentrism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media myth of ‘new China’ wa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part of discourses which enhanced American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but also acted as the cognitive context and a determinant reason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towards recognizing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