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

什么是推理小说“推理小说”,源于mystery一词的意译,原意是“神秘”。侦探小说,鬼怪小说之类都属于神秘小说,但近年来鬼怪小说已趋没落、所以“神秘小说”一词就专指侦探小说而言。汉语把此词译为“推理小说”,其实倒是很恰当的,因为侦探小说的阅读价值主要就在于从中获得思维能力的锻炼。     

笑话笑画

男女有别在一部新问世的侦探小说签售会上,读者纷纷询问作家:“为什么侦探小说一般都是男人写的?”“很简单”作家微笑着解释说,“因为女人从来不能把谁是凶手这样的秘密保守到小说的最后。”     

程小青和“霍桑探案”袖珍丛刊

程小青(1893——1977),苏州人。幼年家庭很清苦,但特别爱读小说,尤其是侦探小说。早年,他主要从事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同时,对他不满意的已出版的蹩脚的侦探小说译文,都重新作了翻译。后来,他开始模仿柯南道尔的方法进行侦探小说创作。他塑造了一个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通过霍桑的朋友包朗(模仿福尔摩斯的朋友华生)来述说案     

从公案到侦探:对近代小说过渡形态的考察

作为外国小说与古代小说在外在而不是内在结合的产物,近代侦探小说无疑带上了浓厚的过渡性特征.在翻译上,近代侦探小说多使用章回体的形式和文白夹杂的语言,并反映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观念;而在创作上,或者把传统公案小说修改成侦探小说,或者径直把公案小说称作侦探小说,或者在侦探小说中掺杂公案小说的成分,都可见出传统公案小说的影子.我们讨论公案小说如何促进侦探小说向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过渡,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土与现代的融合——论孙了红的反侦探小说创作

孙了红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杰出的反侦探小说作家。他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道德标准融入到小说之中,并综合了武侠和言情的因素,体现出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说书人”的传统,在故事安排上也依照国人的阅读习惯。他深化了小说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社会视野,在心理分析和人性挖掘上也颇有深度。他不仅使其小说具有硬汉派侦探小说英武、灵动的风格,而且还将电影及其表现技巧等现代元素纳入其中,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本土与现代的融合,使中国侦探小说日臻成熟。     

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

中国侦探小说始于晚清,水平幼稚,类型意识却很浓,加上中国现实社会科学与法制不够昌明,缺乏侦探活动的“公共空间”,侦探故事多来自外国作品的启发,这种借鉴又有“启智”大于“移情”及忽视人物塑造的偏误,故始终处于低潮阶段。抗战时期的侦探小说开始展现新的面貌。社会视野有了较大拓展,社会内容的充实使侦探小说重新赢得读者;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战前逻辑实证的封闭式格局被打破,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都获得解放,重视心理分析,情节不守成法,人生重要内容之一的爱情也开始进入侦探小说;武侠因素被引入侦探小说,侦探侠义化,硬汉派侦探小说等新模式相继涌现。抗战时期的滑稽小说也自成类型,与早期滑稽小说相比,社会意义有所深化,滑稽趣味有所提高,并与其它类型互相综合。抗战时期的历史小说表现出明显的要求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意图,新的历史观决定历史小说创作新面貌的到来。     

浅谈约翰·福尔斯的《幻想》：一部奇特的玄学侦探小说

约翰·福尔斯的最后一部小说《幻想》自从问世以来一直被评论界和读者所忽略。事实上,这部小说是一部奇特的玄学侦探小说。它具有玄学侦探小说的基本特征,既是悬而未决的迷案小说又是自反小说,从内容和形式上均反映出作者的“失踪”创作理论。     

从福尔摩斯到霍桑——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本土化过程及其特征

清末,以《福尔摩斯探案集》为代表的侦探小说被大量译入中国,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程小青随之塑造了“东方的福尔摩斯”——霍桑的形象。从《福尔摩斯探案集》与《霍桑探案集》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入手,可以探讨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外来的小说类型,如何被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和改造,并最终成为一种具有本土色彩的通俗文学形式。在此过程中,“启蒙性”和“工具性”成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重要本土特征。     

论爱伦·坡侦探小说中悬念的运用

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创了小说史上一个新的类型——侦探小说,这种“类型小说”在行文上有着作家独特的奇崛怪诞的风格,但最大的特征却在于在“效果统一论”思想的指导下,巧妙地运用了悬念手法,达到了扣人心弦的悬疑效果,又彰显了智性推理的魅力和人的理性力量的强大。而这一切,又都是超越于小说的道德讽喻性之上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倒正是道德讽喻性的退居次席,成全了爱伦·坡以“窥探”为手段、以悬念为生命的侦探小说的成功。     

扑朔迷离 言近旨远——解读《橡皮》

《橡皮》是新小说派代表作品之一。它触及到法国政治舞台上不同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在“新小说”中是少见的。《橡皮》运用了侦探小说的框架，却又不象侦探小说那样注意故事的完整与统一。它实际上是一部内涵深刻的哲理小说。作者意在表明：作家在观察和描写时，不应动真情，而刻意去表现物对人的“中立性”和“陌生性”     

从《洛丽塔》看纳博科夫的艺术之善

善是事物最高价值的体现,艺术之善即艺术最高价值所在。《洛丽塔》体现了纳博科夫关于艺术之善的思考,传达了纳博科夫的艺术观与文学价值理念。本文从艺术之善、道德之善、以及艺术自主性三者之间关联的角度,探讨了《洛丽塔》中纳博科夫关于艺术之善的思考与表达,论证了《洛丽塔》是审美品质与道德内涵的结晶产物,揭示了纳博科夫对自然、社会与艺术之间和谐关联的独到领悟与阐释。     

探析纳博科夫的现实观——以《洛丽塔》为例

纳博科夫是一位独创性的作家,他阐述并践行了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现实观：一方面,他坚信“没有事实不成艺术”,同时他又强调“艺术创造着自身的现实”,文学作品是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的统一体。作为作家最为钟爱的作品,《洛丽塔》完美阐释了这一现实观：小说描绘并讽刺了以汽车旅馆和消费文化为代表的美国当代社会,也通过想象、文字游戏、戏仿等陌生化手段重构了主观现实,增加了审美快感。     

解读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博物馆之旅》

《博物馆之旅》是著名作家纳博科夫的一篇不知名短篇小说,充满了奇幻色彩。对小说内容的解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看待时间错位问题,即纳博科夫独特的时间观,然后通过对作者流亡生涯的简介揭示出故事主人公“我”的流亡意识,最后得出纳博科夫“寻找——幻灭——超越”的创作主题。     

论纳博科夫的细节观

纳博科夫的小说融艺术的激情与科学的精确为一体,体现了作者对细节的偏爱。纳博科夫坚持＂细节就是一切＂的艺术理念,用生动精妙的细节来构筑他的小说世界。本文从纳博科夫的蝴蝶研究出发,探寻他的文学细节观的渊源,并结合后期小说《普宁》与《梦锁危情》,从细节描写和巧合意象两个方面来探讨纳博科夫的文学细节观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纳博科夫作品中的流亡情结探究

"情结"是心理学术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大多缘起于他们自身的"情结"。"情结"阐释了作家的童年记忆和创伤经验对催生作品不可或缺的意义。纳博科夫潜意识里的流亡情结极大地影响着他的作品,潜藏于其意识中的流亡情结催生了作品,也自然地反映在其作品中。     

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后现代转向与主题建构

纳博科夫创造的独特的小说写作模式及其实验主义精神诠释着小说艺术的后现代写作特征,其作品中的元小说写作模式和道路小说范式折射出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的后现代转向。纳博科夫试图在"文学枯竭论"的后现代论争中超越与建构,阐释着后现代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性。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去观照纳博科夫的小说艺术,读者不难发现其小说试图建构的是审美愉悦背后的道德力量和深刻的伦理内涵。     

论苏珊.朗格艺术“生命形式”论的动因

二十世纪的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关于艺术“生命形式”论的动因是：对盛行的形式主义文论和语义学批评的反拨和纠正;对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论的改造与超越;对艺术“自我表现”论的批判和反思;对卡西尔“生命形式”论的继承和发展。从而使艺术“生命形式”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雪域意象的山水阐释

＂雪域山水＂作为特定文化圈的一种艺术形式语言,不仅潜藏着山水画家深层心理的文化原型,同时也在不断置换、发展着山水艺术现实形态。以＂雪域意象＂为论点,将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景观与绘画语境作为对＂自然之美＂展开的一种艺术观照,不仅是对＂地域性＂美学评判的分析与探究,更是借自然山水来折射画家生命境界的皈依和对山水艺术精神的认知。     

艺术兴学中的“艺术”定位对教师教学的重要性

＂艺术兴学＂背景下＂艺术＂的定位即广义艺术,是指包括狭义艺术在内的在教育教学中能给教育对象美的感受和陶冶,对教育对象的身心能产生积极和谐发展的影响,能提高个体和群体组织的工作效率,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文章从＂艺术兴学＂背景下＂艺术＂的定位和＂艺术＂定位对学校教师教学的重要影响进行剖析。     

苏轼艺术创作思想之“形”与“神”

苏轼艺术创作的形神观主要是由"赋形""传神""意气"等组成,苏轼对神的观照是建立在形的基础上,他突出的贡献有两点:一是从气化形神到艺术形神动态转化过程中,苏轼以自身艺术创作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将"神"意化和韵味化。苏轼"文人画"主张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同时揭示了诗情画意的审美理想是苏轼对"形"与"神"的最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