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主体探析

阐析环境权是一项回应社会现实需要的新型权利,其权利主体已由最初仅限于自然人(公民)渐渐发展到包括团体组织、国家甚至全人类。但是否应把权利主体扩展到自然体,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分析,得出环境权的主体还是应该限定在“人”的论域内的结论。     

环境权的权利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环境权是现代社会全面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权利类型,环境权理论、制度的确立对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弥补传统法学理论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缺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从传统的民法理论入手,对环境权的产生、性质及法律保护进行了探讨。     

我国环境权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在构建我国环境权概念时，其内涵不应当囊括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权利，程序性的环境权利应排除在环境权之外，要注意环境权只是环境权利的一部分，而且不应该把环境权主体扩展到自然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其生存环境所享有适宜的生态环境的权利，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合适的日照权、环境安宁权和户外休闲权等。     

我国公民环境权法律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环境法体系至今未对环境权作出明确定义,更没有建立起科学完整的环境权法律体系。基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在对环境权的涵义和基本内容进行明确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环境权法律体系的立法建议。     

论以请求权为基础的环境权构建

在世界环境权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我国开展了对环境权的研究。而当前环境权研究中的突出问题是脱离法学规范和难于实证化。为此,应当建立以环境利益为基础、以自然人为主体的请求权性质的环境权。自然人可以请求政府积极行为以协助其充分享有环境利益。对政府的请求权意义上的环境权具有思想渊源和实证法上的正当性。其思想渊源的合理性来源于社会契约论,其实证法合法性来源于我国宪法的规定。     

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属性及其救济

公民环境权的制度功能在于监督政府环境执法,反应了公民和政府的公法关系.分析公民环境权的性质,应当区分环境权的应然与实然维度.应然环境权研究的起点应当是环境保护的制度需求,实然环境权研究的依据应当是现有国际和国内立法对环境权理论的回应.从应然出发,才能理清分析环境权性质的线索;立足实然,才能明确现有立法的缺失,以及制度完善的方向,为公民的环境权提供应有的法律救济,这是环境权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我国环境权立法困境的法理分析——以环境权与财产权的关联为视角

目前,我国环境立法、司法以及环境保护的困境都要求环境权的法律确认,但是由于环境权的不确定性、多元属性和权利对抗性导致了其进入立法的瓶颈。借鉴财产权的"权利束"理论,模仿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创设环境区分所有权可能是解决以上问题有效路径。     

浅析我国农民环境权益的法律保护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产生于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与发展模式。当前,我国农民环境权保护中主要存在农村环境保护制度供给不平等、农民环境意识薄弱以及环境维权能力低下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农民环境权益,我们应在立法上确立农民环境权,建立农村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完善对农民的生态补偿制度和农村环境法律援助制度,并建立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     

走出困境——对传统环境权学说的反思

面对严重的环境危机,人们提出环境权理论,并形成了基本人权说、财产权说、程序权说、人类权说等多种学说.但是以权利制约权利的构想不能够遏制环境危机.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外部不经济性.我们应当摈弃传统的方法和观点,以环境产权取代传统的环境权,这既是环境权的出路所在,也是从根本上缓解环境危机的有效途径.     

环境权的法律确认与保障方式研究

对环境权的三种确认与保障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证明了环境法是环境权最有效的确认和实施保障方式,并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领域对环境权的法律确认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论我国环境法律权利体系的构建——环境权具体化的一条新路径

目前,学界关于环境权的内容界定还存在着分歧.一派认为,环境权的内容界定应呈现扩大之势,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等;另一派则认为,应当给环境权一个清晰的内容,其界定应呈现缩小趋势.两派的观点各自存在合理之处,完全否认任何一派的学说都是不明智的做法.     

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性质与法律回应

公民环境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和无限制地改造自然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产生的,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人权。我国法律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有明显的缺陷和滞后性,所以应该顺应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使公民环境权得到切实的保障。     

我国公民环境权益的法律保护

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规定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享有环境信息权、环境参与权益和环境监督权,这对于保障我国公民的环境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该法仍未确立公民的环境权,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另外,我国立法及司法对公民环境权益的保护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这对充分调动公民积极性,开展环境保护不力。建议下一步通过完善立法,改革司法,真正实现对我国公民环境权的保护。     

论环境权的宪法基础

人类环境的日益恶化引发了公民的环境权问题。作为法治田家的基本要求，环境权的产生应当具有宪法的基础。传统宪法虽未明确规定环境权，但并不意味着否定环境权，通过对宪法的解释可以发现环境权就跨含其中，这种解释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来源于社会事实的进化与法律的进步。而当代环境权宪法化的事实更使环境权具备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论公民环境权的宪法保障

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宪法对其进行明确规定后,当公民的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就可以在宪法规定中找到对其进行救济的依据和途径。对环境权的宪法保护在现实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关于环境权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专家学者们对环境权的研究还多停留在环境法学、民法上,甚少涉及到宪法层面。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既可以丰富现有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促进宪法对环境权保障研究方面的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又可以在实现公民环境权宪法保障的实践问题上提出多一点参考意见。     

环境权理论的重构--读周训芳教授《环境权论》

环境权问题是环境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但是，以往讨论环境权问题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尴尬：一是环境权的模糊化；二是环境权无法成为独立的权利。针对这两种困境，周训芳教授作出了他自己的回答，提出了将环境权具体化，建构独立环境法律体系的解决办法。这种努力一是使得环境权成为了真正的权利。二是使环境法真正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那种认为环境权包括基于生存需要的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权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论公民环境权产生的基础

公民环境权的提出和发展绝非偶然,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时的必然现象。环境问题的出现和日趋恶化是公民环境权得以产生的背景,人权理论的发展和进步是公民环境权得以产生的理论基础,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则是公民环境权得以产生的伦理道德基础。     

论自然创造价值——兼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关系

文章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或劳动)理论进行分析,推导出自然物具有价值,进而说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并不一定成反比例。使价值与商品的范畴既符合逻辑又符合市场实际。     

反向征收确认中权利冲突的化解——以公民生存权与环境权为视角

政府基于社会公众的环境权而对私人财产的利用加以限制,财产所有权人是否可以要求政府赔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对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范畴进行权衡,其中公民的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冲突尤为显著.受到限制的财产量占所有者财产总量比例的确认是正确取舍公民生存权与公众环境权的前提.当这一比例难以量化时,应适用"合理的经济用途"标准,即把私人对财产享用的时间及公共利益的迫切程度等都纳入考量范围.同时为防止主体规避法律,在制度设计上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论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客体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运用刑法手段打击环境犯罪必须解决环境犯罪客体的界定问题。从评析环境犯罪客体的有关学说、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犯罪本质的一般认识、犯罪客体的两大学说、刑法内部结构协调一致性的要求、打击环境犯罪的司法实践等角度出发,应将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为环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