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陕西县域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之思考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元。“郡县治,天下安”是对县城经济重要性的真实写照,而中小企业又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和主要途径。本文从县城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关系入手,在分析陕西省县城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对陕西县城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以促进县城经济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教师的使命与情怀

古代唐人韩愈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宋人苏辙亦云:“致天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这些古训是我们文明古国的优秀传统,给我们以良好的借鉴。作为教师更须在新时期探索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以适应激烈而深刻变革的时代要求,使教书育人这项系统工程更具时代特征。     

墨子经济思想散论

墨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诸侯畔殷周之国，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①的政治、经济大变革时期。适应这个时代的特点，墨子探讨的问题非常广泛，它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科学领域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尖端”问题。他的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组成部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利民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利民论，是墨子经济思想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按照墨子的这个理论，利民是治国的根本目标，爱和义都必须服从于利，爱利相连，义利合一。第一利民是治国…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范文程治国主张简论

范文程为清统治者夺取天下，巩固政权，提出了“乂安百姓”、“安抚孑遗”、“申严纪律”、“治天下惟在得贤”、“不论满汉，不拘资格，不计亲疏”等重要谏议。这些谏议符合当时清朝统一全国的历史发展趋势，顺应了当时广大群众乱久思治，“以图乐业”的迫切愿望。所以，范文程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从中国传统礼制解读明清时期章补纹样

中国是礼仪之邦,衣冠古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及观念自古以来影响和制约着人们。据《易·系辞》记载,“黄帝、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就是说,在五千年前,人们就按照特定的样式穿着宽而下垂的衣裳参加拜祖先、祭天地、敬鬼神的活动,使得部落社会由乱走向治。这一由周人记述的传说,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因服饰“治天下”的思想。儒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并把衣冠进一步政治化、礼制化,以达“治天下之道”。     

范文程治国主张简论

范程为清统治夺取天下．巩固政权．提出了“义安百姓”、“安抚孑遗”、“申严纪律”、“治天下惟在得贤”、“不论满汉，不拘资格．不计亲疏”等重要谏议。这些谏议符合当时清朝统一全国的历史发展趋势，顺应了当时广大群众乱久思治，“以图乐业”的迫切愿望。所以，范程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认同华夏与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如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各政权也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得以实现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文化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和趋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坚守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则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适应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国大一统认同的潮流,以《周礼》为号召,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促进多元一脉的民族文化国家的发展,提升大一统的国家形象,继承有唐“以文治天下”的传统,亲撰《臣轨》,倡导“以道德化天下”,在中国官德教化史上留下了靓丽的一笔.她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清末“新政”时期,唐文治以朝廷倚重的“干员”身份参与新立商部暨农工商部的商政变革。他通过拟上奏折,借助朝廷推力加强各地实业兴办的筹划和管理;通过促设商会,借助民间结社厚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通过创办实业,借助经济实体的样板作用以开全国风气之先。他的所作所为的时代意义,有助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利权的保护。然而正值自己政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与朝廷作了彻底的“买断”,由此留下一个值得后人探研的课题。     

苏轼在变法运动中

从对“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和“元　更化”的检讨, 以及在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比照中, 可见出苏轼不随人俯仰、独立无惧的除弊革新的形象, 其体现在“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皇皇有忧天下心”和“沉着稳健的改革方略”的三个方面。     

论赵孟頫出仕与其书画艺术的关系

赵孟頫因以宋室后裔身份入仕元朝,故历代论者对其毁誉不一。通过联系时代和书画艺术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他的出仕,才使他的艺术观念得以风靡,并成为元代艺坛的主流。因此,对赵孟頫的出仕,应该把他放到一定的高度去认识,去理解,不能简单地以“丧失民族气节”来加以否定,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万化无非一味真－论张问陶之“天真”说

作为清代“性灵”诗派主将的张问陶,在对前辈诗学理论扬弃的基础上,既“专主性灵”,又“独出新意”,标举“天真”之说,倡导从“天真”处抒写“性灵”。艺术本体的“天真”审美本质,由创作主体的性情气质与表现对象的风神韵味“天然”凝结而成。要写“天真”,诗人的心要“空”,要“闲”;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生活知识;还要仰仗“灵感”的“神助”。张问陶对其“天真”说毕其一生躬行实践,创作的大量“性灵”诗作,充满了诗人悯民忧国的风雅情怀。     

元与清定立国号的思想文化分析

忽必烈在汉臣建议下所定国号“大元”,取义与汉民族儒家经典《易经》密切相关,也合乎蒙古民族敬天的习俗,并与“大蒙古国”、“大朝”一脉相承。“大元”国号的定立,包含了赢取中原正统的政治与文化的企图,反映了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努尔哈赤所建“金”国号,曾经是女真政治与民族共同体的鲜明标帜;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大清”不仅在气势、取义上胜过“大明”,而且顺应了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又能为女真或满洲民族所认同,为蒙古各部所赞成。     

胡应麟的史学批评

明朝中后期著名的学者、史学评论家胡应麟(1551—1602),其治学以"淹博"、"会通"而著称,著述丰厚。其中《史书占毕》一书较集中地反映了胡应麟的史学批评思想,在史学批评观上提出"务成曩美,毋薄前修",在史家修养上提出"公心"、"直笔"二善说,在史文表述上提出"约而该,赡而整"等思想认识,这是从唐代刘知V《史通》到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之间十分重要的一部史学批评著作。     

胡瑗"明体达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胡瑗顺应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的发展需要,在继承儒家教育传统基础上,创造了“苏湖教法”。胡瑗把“明体达用”作为“苏湖敦法”的核心,以此选育人才,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胡瑗的“苏湖教法”成为了宋代主流的教育方法,胡瑗的“明体达用”也成为了宋代主流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急剧变革的今天,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审视胡瑗“明体达用”的社会价值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代兵儒合流与《陈忠裕公兵垣奏议》

文人论兵是明代出现的重要现象。陈子龙作为晚明的著名文人,在诗词之外,还留下了以论兵为核心内容的《陈忠裕公兵垣奏议》。此书集中讨论南明时期的军队建设、防御体系、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和很强的可操作性。陈子龙的军事思想表现了明代兵儒合流的历史趋势,一方面体现了文人“救民靖国”的战争观和把兵学儒学化的论兵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明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具有文学、军事、历史多方面的意义。     

元代诗人戴良之死考索

明初有大批汉人甘为元朝遗民,戴良最为典型。他忠于元廷,力图复元,事不可为后隐居四明,以诗文抒发黍离之痛。朱元璋召其入京,坚辞不就,终死于京师。其气节令人钦佩,其诗文亦卓有成就,后人于此多有研究。但是关于他死亡的具体地点与方式,史志记载及后人叙述多不尽相同。今人对这一问题已有所涉及,但多语焉不详。文章对有关戴良之死的历史叙述进行考索,力求还原历史,揭示戴良之死的真相。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赵孟頫仕元原因探析

赵孟 作为赵氏宗室而出仕元朝 ,长期以来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与讥讽 ,认为“有伤气节” ,并影响到对他的艺术作品的评价。但是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应将赵孟这一历史人物置于宋末元初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探析。从他与南宋宗室关系的淡漠 ,他对南宋末年黑暗政治的不满与失望 ,再结合元初统治者忽必烈所采取的对汉族儒士、赵氏宗室的怀柔政策所产生的作用 ,综合考察后不难看出赵孟仕元是一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中事。因此 ,对赵孟仕元不必多加指责 ,更不必为此贬低他的艺术成就及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