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朝东宁路刍议

元世祖朝东宁路的立废是元朝与高丽特殊政治关系的产物,同时又与高丽政局的变动、元朝对高丽统治策略的转变等密切相关。隶属于元朝的东宁路最初统辖着六十故城的领地。东宁路主要由归附元朝的高丽人进行统治,元朝则派达鲁花赤进行监临控制。倚元立国的高丽王不愿在东宁路的归属问题上与元朝产生冲突,而只是竭力维持现有的国家利益。     

试析蒙元支配对高丽王朝的影响

随着元朝统一中国事业的结束,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高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随之受到元朝的干涉和控制。元朝对高丽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高压,严重损害了高丽的独立自主。但另一方面,双方的人员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和增强。双方通过人员交往、通婚、杂居也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元朝宫廷中的高丽贡女

伴随元朝与高丽王国宗属关系的确立而形成的高丽贡女制度，在近百年间，促使大量丽女性流入中土，成为中外交流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社会和化现象。这些入元的高丽贡女，大部分进入了元朝皇宫。在长期的宫廷生活中，她们不仅适应了元朝的生活环境，也把高丽化带入中国，并通过自身地位的改变，对元朝与高丽王国的国家关系以及两国国内的政治、化等生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内近三十年元丽人员往来研究概述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中,元朝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元朝与高丽人员往来状况与历代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高丽各阶层人士大量移居元朝,元朝也有不少人入居高丽。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回顾、梳理与整合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高丽忠烈王与元朝的联姻

高丽忠烈王于高丽元宗十五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以贵为元朝驸马的身份,频繁来往于元朝与高丽之间,不仅提高了其本身的地位,在政治上为高丽赢得了尽可能多的好处,而且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为双方和平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丽与北元关系对明与高丽关系的影响

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封建王朝都处于革故鼎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新组合直接影响到国家关系的矛盾与平衡。本文仅就高丽与北元关系对明与高丽关系的影响作些探讨。历史上，朝鲜半岛和中原有着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918年，新罗贵族王建统一朝鲜半岛，建立高丽王朝。高丽王朝和中国的辽朝、金朝、元朝都有着政治上的藩属关系。特别在元朝，这种关系超过以往任何朝代。高丽国王是元朝征东省左丞相。自忠烈王以后，历代国王都娶元朝公主为妃，成为元朝皇帝的附马，“来往于元首都就像蒙古的地方官…     

元末明初中朝关系与辽东社会

蒙古征服朝鲜半岛后,高丽王朝被纳入元之藩属体系. 高丽通过政治联姻、贡献方物、提供军事援助等方式,缓解元朝对高丽的政治压力. 元朝对高丽进行封赐,双方宗藩关系逐渐成为定式. 元末,双方宗藩关系破裂,高丽王权得到强化,并趁机控制鸭绿江东岸的缓冲地带及占领双城、婆娑府一带女真族活动地区. 明初,高丽与辽东各方势力存在着复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 本文以高丽随元南征( 1354年)至恭愍王被弑(1374年)为时间段限,梳理这20年间在辽东地区高丽与元廷、明政府及辽东故元势力之间的交往事件,分析中朝关系变化对辽东社会的影响.     

李齐贤的中国之行

李齐贤,字仲思,号益斋、栎翁,谥文忠,“益斋乃高丽三大文豪、韩国四大汉诗人之一”①,著有《益斋乱稿》、《栎翁稗说》,曾多次往返于高丽与元朝之间,居住时间约为26年,是在元朝居住最长久的高丽文人.因此,探讨李齐贤的中国之行对于中韩学术界来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     

化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高丽国对元日关系的态度前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高丽元宗一方面出于中韩长期交往的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害怕蒙古军队进入高级及日本“倭寇”入侵便反对元朝与日本交往。而其后的高丽忠烈王面对蒙元的强权政治，为了巩固王位、铲除“倭寇”，并争取更多的国家主权，却极力迎合元朝发动对日本的战争。     

高丽女性在高丽与蒙元关系中的作用

在政治方面,高丽女性通过元朝朝廷中的亲高丽势力和高丽国内的亲元势力,间接地发挥作用,使两国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但她们的家族利益受损时,她们也危及高丽的安全。在经济方面,高丽女性在国内通过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在两国的经济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进入蒙元长期生活的女性更是推动了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在文化方面,高丽女性加强了两国间的服饰、音乐舞蹈和儒学、佛教、巫教等思想文化的交流。     

贾谊《吊屈原赋》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蕴考述

贾谊《吊屈原赋》首用骚体哀悼屈原,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我的政治遭遇出发,与屈原达到了精神上的高度共鸣;他首吊屈原,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开创了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     

“元曲”观念在元明两代的差异与衍变

依照现代学术话语,元曲是散曲与杂剧的总称,从“曲”的层面看,作为合乐而唱的“韵”文学,杂剧与散曲均可归属于诗歌的范畴。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元代的文学语境,从当时文人的视角观察,散曲与杂剧仍有明显的区分,散曲可归为“乐府”的范畴,杂剧则归属为“传奇”、“院本”一类,它们不仅各有其独立的艺术生命形式,甚至称谓也不尽相同。明代以来,散曲与杂剧的观念发生了微妙的衍变,散曲逐渐与杂剧并称为“元曲”,与元代文人固有的“曲”的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别,因此有必要对“元曲”的称谓及观念作细致的梳理．以彰显杂剧与散曲的渊源流变与发展轨迹。     

从袁枚到龚自珍看清代文坛个性思想的发展和推进

本文主要论述清代文坛从袁枚到龚自珍个性思想的发展和推进。二人都重视“人”、“我” ,袁枚主张以人为本 ,带有古代民本思想 ,而龚自珍则提出“众人之宰 ,自名曰我”的命题 ,标志着近代人文思想的开端。都追求个性解放 ,重“情” ,而袁枚所作的是一种个体实践 ,可以说是“自立者” ,龚自珍在此基础上疾呼变革束缚人的专制制度 ,并立志“疗梅” ,为众人解缚。他们都可称的上“狂” ,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叛逆色彩 ,并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对才气的自信与自负。但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袁枚的狂仍可被统治阶级接纳和包容 ,最终走向了逸 ,可算是“狂处士” ;龚自珍却成为让朝廷上下无不心惊胆战的变革者、启蒙思想家 ,可算是近代的狂者。     

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谈张可久散曲的艺术风格

张可久是元代著名散曲作家,是元代中后期清丽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散曲一改元代前期"艳俗"、"豪放"的特点,呈现出"清丽雅正"、"蕴藉含蓄"的艺术风格,是元代散曲"雅化"的突出代表.     

《四库全书总目》元人别集提要与元代诗文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元人诗文别集提要是一部既丰富又珍贵的元诗批评文献,不仅代表了清代四库馆臣相当客观的元诗批评观点,更展示了他们很高的元诗批评眼光。他们对元代诗文特点的认识,对元代诗文价值的评判,对元代诗文风气发展演进的认识和描述,都有很高价值,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借鉴。     

略论袁宗道对公安派的发轫之功

公安派的发生发展以三袁为主将。三袁对公安派的发展之功可概括为：袁宗道发之,袁宏道兴之,袁中道善之。而公安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明代文坛蔚为大观的文学潮流,从根本上说离不开袁宗道的发轫之功。     

论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的形成与金元汉人世侯之关系

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的形成，是蒙元时期元杂剧兴盛发达的重要标志。金元之际，古代戏曲在北方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被战火毁灭殆尽，然而在金元汉人世侯所控制的平阳、真定、东平等地，却奇迹般地孕育出元杂剧这一光辉艺术，并流传到大都而走向了兴盛发达。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元汉人世侯对其世袭领地的统治，使社会相对安定繁荣，中原化也得到相应保护和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学术界不可忽视金元汉人世侯对元杂剧兴盛发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分类研究

元杂剧作为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其题材来源极为复杂。从目前存在完整的剧目中可知,它的取材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这与元代的社会、时代、文化及文人的心态密切相关。元杂剧本事来源于各个朝代,其数量和题材类型也有其特点,究其原因正是元代的某一特征与历史上某朝恰有相似之处。     

元杂剧中的商人精神

由于元代商业的发展以及元政府对商业的支持,加之文人地位的降低,使得元杂剧中出现众多的描写商人精神的剧作。元杂剧中描写的商人精神包括重利、勤劳和冒险、节俭、重义、诚信。     

从唐宋元三朝诗合论看明诗学的展开

将唐宋元三朝诗歌作为各自独立的整体放在一个认知框架内来比较特色与高下,就是明人的三朝诗合论。它也是明人进行诗法选择和建设展开明诗学的重要方式。明人的三朝诗合论大致有比较宋元诗、否定宋元诗、肯定宋元诗及反复等三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