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款夷”正解

《海国图志》是近代史学史上系统地研究外国历史地理的一部名著,作者魏源在声明自己撰述旨趣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抵御外侮的战略思想:"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其中,"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明白易解,"以夷款夷"则因"款"字义多、用法特殊而费解,因此误解者众,争议亦多.笔者以为,争议两造皆误,故为此正解如下.     

魏源"师夷"思想与中国近代化

面对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魏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师夷"思想,将"制夷"与"强国"有机结合起来,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先河.他提出"去人心之积患"与"筹夷情"思想,促进观念的近代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主张,促进外交的近代化;提出"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促进军事的近代化;主张创办新式工业企业,萌发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向往西方民主制度,萌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魏源的"师夷"思想,在中国乃至亚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师夷长技“与魏源的民族意识

魏源"师夷长技"论开启了近代思想界学习西方的历程,"师夷"主要集中于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军事科技,但并不限于"战船"、"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还包括先进工业科技的引入,近代工业的建设,经济政策的调整等,"师夷"要求对传统教育内容、科举词章取士制度加以变通,并进而延伸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师夷长技"论广泛涉及到军事、经济、科技的现代化,并影响到此后早期现代化意识向教育、政治领域渗透.魏源的民族意识虽然还带有华夏中心观、文化主义的情节,但已显露出冲破"夷夏大防"、摒弃华夷之辨的理性化发展方向.     

"师夷长技"与魏源的民族意识

魏源"师夷长技"论开启了近代思想界学习西方的历程."师夷长技"论广泛涉及到军事、经济、科技的现代化,并影响到此后早期现代化意识向教育、政治领域渗透.魏源的民族意识虽然还带有华夏中心观、文化主义的情节,但已显露出冲破"夷夏大防"、"摒弃华夷之辨的理性化发展方向.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春秋战国”与“夷夏之辨”

作为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同步的一个文类,晚清域外游记突出地体现了"过渡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从"天下"走向"世界",时人经历着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体验,游记中的"春秋战国"和"夷夏之辨",描述了传统精神理念在面对西方文明尺度时的自我调适。洋务派官员和出洋使节对"春秋战国"的认同和借用,为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转变为现代的对等国际观念提供了契机,表明一种新的世界意识正在萌生。在"夷夏之辨"的相关叙述中,传统的"夷夏"观依旧牢固,但夷、夏之间的位置有时也会发生翻转,这缘于"夷夏之辨"本身的丰富意涵,以及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     

近代历史人物公关思想略论

论述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历史人物及其他们的公关思想,比如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曾国藩的"驭夷"思想、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通过几个代表人物的观点,窥视近代中国的公关思想.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以"夷夏之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从王夫之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观点看,王夫之夷夏论的核心仍然是维持"道统"与"治统"的一致性,并未突破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基本格局.王夫之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始终都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夷夏之辨中所流露出来的民族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家国同构"的历史局限,但其中所传达出来的爱国如家、忠于祖国的道义精神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是中华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伯夷精神之解读--"伯夷文化论"之二

纵贯伯夷的人生轨迹,充盈着一股中国独有的"伯夷精神",它是伯夷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孔子是这种精神权威解读者,他概括的"不念旧恶"、"求仁得仁"的"积仁洁行",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清风高节,抓住了伯夷精神内涵的本质. 应该看到,"伯夷精神"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不同好尚和需求的人们对"伯夷精神"有不同的解读;随着时代的前进,经过充实光大的"伯夷精神",将可能获得现代的意义,或者成为可以现代意识去理解的历史文化.     

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以民制夷"政策

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清政府传统的"羁縻"政策已无法达到"驭夷"的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逐渐推行了一种新的制夷政策,即"以民制夷"政策。这一政策于林则徐发动民众反抗英国侵略开始,伴随战争进程而不断发展,到广州拒入城运动取得胜利而达到高峰。     

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看明清两代夷夏观

共同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代,尽管同样管辖着地域辽阔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但其夷夏观却截然不同,分别表现为"夷夏大防"与"天下一家"。明代修建了用于区分华夷、隔绝外族的万里长城,清朝修建了联通各族部落的避暑山庄。明清两代不同的夷夏观念筑就了明清之际不同的政治格局。清何以兴,明何以亡,这种兴亡之间体现的民族观念的优劣性,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新旧教材一则相异表述的史料实证探究

魏源及其《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篇不可旁绕的章节,旧人教版教材与新版教材《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对此均有介绍,但具体表述有较大不同。主要区别是:旧人教版重点阐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作出重要结论:"这就明确了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方法和目的,引导着人们关注世界形势,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启迪作用。"而新版教材只是提及"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已,没有予以重点阐释,也没有提出相关结论。     

谈王韬与英国形象的“去夷化”

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形象在中国人眼里经历了从"夷"到非"夷"的过程,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晚清文人王韬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王韬对英国形象作了别具一格的塑造,他不仅将英国从"夷"类形象中开脱,还把英国描画成一个富强仁义、在很多地方远胜当时中国的理想国。他对鸦片战争后的中英关系作了全新的阐释,首次把其亲见的英国塑造成一个能够与历史上的中国媲美的"乌托邦"形象,最大限度地拉近了鸦片战争后中英两国间实际的地位差距。     

迟到的帝国焦虑——论鸦片战争前“夷”字翻译中译者、文明话语与赞助人的互动

从鸦片战争前"夷"字的翻译史可以看出,翻译赞助人的种种现实目的对"夷"字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最大,而欧洲的文明话语只不过被译者有选择地用来为翻译赞助人的需求服务。无论"夷"字被译为"foreigner"还是"barbarian",都无法成为深刻影响中英关系的"翻译事件"。     

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

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大黄被中原王朝视为重要药材以及大黄陆海两路贸易的相继发展,大黄发展成为"控驭外夷之具"而付诸实践.在乾隆五十一--五十七年关闭恰克图贸易期间清朝实行大黄制俄.在制俄实践中,为查禁大黄而查禁毛皮,从而引起了系列连锁反应,对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大黄由对付陆路之夷扩展为对付陆海两路之夷,大黄制夷观念发展为茶黄制夷观念,并付诸于实践.清代社会按成案、成例处理类似事务的严格要求,使得错误观念产生后重重叠加,不断强化,而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有利于大黄制夷观念消解的因素不受重视,甚至被扼制.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代大黄制夷观念不断发展强化,并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     

从近代化视角把握“‘中体’‘西用’之间”

"中体西用"是高中历史必修Ⅲ"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重要内容。人教版必修Ⅲ第14课《从"师夷长技"到维新思想》对该思想的叙述相对简单,在评价其影响时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魏源‘师夷长技’的唯一目的是‘制夷’,即抵抗外国侵略者。洋务派‘师夷长技’的目的,首先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其次是在与列强保持‘和好’条件下,徐图自强。""(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     

论唐朝"四夷之乐"

本文首先阐明"四夷之乐"音名的由来、含义,进而对《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所载"四夷之乐"的状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窥探唐朝大力吸纳周边诸国之乐的状况.     

清季儒学的流变与经世思潮的兴起

但凡社会危机,士大夫总能通过儒学内部的调整变化找到救时的良策.清初,儒学呈现出汉学、理学、今文经学并立的局面.但鸦片战争的爆发强有力地冲击了儒学自身的稳定性,士人们一反"反求诸己"的模式,开始向外诉求,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成为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滥觞.     

从《校邠庐抗议》一书论冯桂芬的思想属性

冯桂芬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他的思想沿着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路线发展,对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开启作用。     

论唐代以后傣族“白衣”“百夷”“摆夷”等族称的由来

唐代以后形成的"白衣""白夷""百夷""僰夷""摆夷"等是傣族先民的族称,许多学者认为因其穿着白色衣服而称为"白衣",后世再沿称异写为"白夷""百夷""摆夷"等。文章对这些族称的由来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其来源于彝族先民对傣族先民的民族称谓,这些族称在汉语中只有字音的关系,没有字义的内涵。文章从彝语的角度分析了这些族称的共同涵义,其意为"河中捕鱼民族",同时从历史文献学方面作了论证。     

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

19世纪中后期,夷夏观念的演变是复杂的。就下层民众而言,他们仍然依据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盲目排外;而在上层,夷夏之辨的演变则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在文化层面发挥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