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效率的测度及比较——基于1040家公众公司的微观数据

本文从绿色金融资源被投入主体(企业)的角度出发,运用熵值法和DEA-Malmquist指数分别测算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效率,进而从全国、省际和区域层面对二者进行了静态比较和动态分析。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目前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及效率均较低,但处于不断发展和改进之中;而部分省份和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效率,无论是在静态水平还是在动态演进上都表现出不协调的特征,即从静态来看,呈现高水平-低效率和低水平-高效率的分布特征。从动态变动趋势看,部分省域和地区则表现出水平上升-效率下降的态势。目前部分省市和地区只顾一味加大绿色金融投入,却未能有效利用这些金融资源,而有些省份和区域则表现为绿色金融资源投入不足。     

中国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水平与效率评价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从金融资源被投入主体(企业)的角度出发,运用熵权-线性加权和法、DEA-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测度2015-2019年中国省际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并进行静态分析和动态比较.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均较低,银行贷款、股票融资和纯技术效率对水平和效率的整体贡献相对较小;债券融资是低水平省份的首要制约因素,其次是风险投资;纯技术效率是低效率省份的首要制约因素.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均保持较好增长态势,银行贷款、政府补助和规模效率变动分别是水平增长和效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股票融资是水平下降省份的首要抑制因素,其次是债券融资和风险投资;技术进步变动是效率下降省份的首要抑制因素.     

中国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水平与效率评价研究

从金融资源被投入主体(企业)的角度出发,运用熵权-线性加权和法、DEA-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测度了2015-2019年中国省际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并进行静态分析和动态比较。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均较低,银行贷款、股票融资和纯技术效率对水平和效率的整体贡献相对较小;债券融资是低水平省份的首要制约因素,其次是风险投资;纯技术效率是低效率省份的首要制约因素。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均保持较好增长态势,银行贷款、政府补助和规模效率变动分别是水平增长和效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股票融资是水平下降省份的首要抑制因素,其次是债券融资和风险投资;技术进步变动是效率下降省份的首要抑制因素。     

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科技金融生态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政府、企业、中介和市场四个层面构建科技金融生态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12—2021年中国29个省份的科技金融生态指标进行赋权测算,并构建非参数可加模型对中、东、西部地区科技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科技金融生态、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科技金融生态模式的构建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结果存在地区异质性。     

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时空分异特征

绿色经济效率评价对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提升和经济转型意义重大。通过构建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SBM-Undesirable和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中国北方干旱区20个资源型城市2006—2016年静态效率、动态效率进行测度。并借助城市发展周期、主导资源类型分类特征以及动态变化视角对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和特征规律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①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静态效率总体水平较低（0.932）,且城市间效率值表现出较大差异性,其中吕梁、延安和庆阳等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②按照主导资源类型划分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石油类（0.995）>综合类（0.958）>金属类（0.908）>煤炭类（0.904）规律特征,金属类城市和煤炭类城市变化趋势相似且都处于较低状态;依据城市发展周期划分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成长型（0.978）>再生型（0.945）>成熟型（0.920）>衰退型（0.882）的规律特征,衰退型城市绿色发展明显滞后。③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动态效率总体处于增长状态,在2006-2016年整个时期呈现出“逐步上升—快速上升—缓慢上升”的变化规律。④根据ML指数将城市划分为4种类型,其中增长型和波动增长型城市占比为65%。大同、包头和白银等城市动态效率值较高,绿色经济的增长速度较快。整体上干旱区资源型城市在国家政策引导和统筹管理下,绿色发展水平正逐步得到改善提升。     

金融集聚度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从全国和西部地区两个层面构建了金融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标,分析了全国层面和西部地区内部视角下西部地区各省份金融资源流动集聚的现状。引入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全国和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资源分布极度不均衡,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度远低于全国整体水平;金融集聚度在全国整体层面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则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建议国家要着力推动金融资源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聚集,提升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干预的调节效应与门槛特征分析

基于2008—2019年云南省16个州、市的面板数据,运用GB-US-SBM模型和熵权TOPSIS法分别测算绿色经济效率和金融发展指数,通过构建含交叉项的动态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与边界,并探究了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1）当期绿色经济效率受过去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较大;2）区域间的绿色经济效率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并呈现非协调发展态势,政府干预对二者的调节作用也具有区域异质性;3）金融发展尚未对绿色经济效率发挥积极作用,适度干预能显著削弱这种不利影响,而超过门槛值的干预水平会显著加剧这种不利影响;4）金融效率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最大,且政府干预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也最大。     

基于SBM-Malmquist-Tobit的“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绿色经济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绿色经济新形态的视角出发,综合选取合理的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以“一带一路”重点省份2006-2016年的数据为依据,利用SBM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绿色经济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据此对各省份及区域整体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并利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可能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探究和识别,研究表明：西部和东北部分省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其它省份,但区域间差距在缩小,城市化率等指标对效率值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最后提出区域发展和提高绿色经济水平的相关建议。     

中国绿色金融效率时空分异及其提升路径

绿色金融是助益于解决一揽子环境问题的核心推动力,本质上是一个在环保资源层面由“逐底竞争”至“逐顶竞争”的行为嬗变,为探索绿色金融的效率水平与提升路径,本文通过Super-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来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金融效率,从省域分布和时间序列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多维解读,同时透过组态视角对影响效率值高低的解释因子进行跟踪研判。研究表明：①中国绿色金融效率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依次递减的格局,在空间分布上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聚集现象和两极分化态势;②效率值处于上升阶段集中于“十二五”时期,而在“十三五”时期处于波动下降态势,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是效率处于上升阶段的主导因素,规模效率是效率处于下降阶段的主要原因;③各解释因子均不单独构成绿色金融效率提升的瓶颈,且通过联动匹配识别出5条高效率组态驱动路径。最后,基于区域绿色金融效率问题显著的发展不均衡性和系统组态特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建议。     

区域科技金融生态系统的动态综合评价

本文基于生态学理论,将“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划分为群落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两个部分,分析了科技金融生态系统的层次结构,并依此构建科技金融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2009-2015年我国28个省的统计数据,基于速度特征视角,运用突变级数法和动态综合评价模型,对我国区域科技金融生态系统进行静态和动态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科技金融生态系统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东部经济区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绝大多数省份具有较强的抵抗力稳定性,但各区域动态发展趋势具有较大差异;中部经济区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发展水平及稳定性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动态评价结果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西部经济区科技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水平较低,但具有较强的恢复力稳定性和动态增长趋势。     

中国绿色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及收敛研究

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测度我国各地区1996～2014年绿色技术效率,并分析其地区差异,引入空间计量技术研究绿色技术效率的收敛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呈缓慢上升趋势,区域特征表现为东高西低,三大区域差异明显;东部、中部、西部及全国范围内绿色技术效率水平不存在β绝对收敛,经济发展水平、R&D投入、科技进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能源强度对各区域绿色技术效率的收敛有显著影响,剔除这些变量的影响,东部、中部、西部及全国范围内的绿色技术效率的增长随时间趋于收敛.     

区域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金融发展的内涵包括金融规模、银行业结构、金融生态环境3个主要方面,从这3个角度剖析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衡量各省份技术创新能力,比较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基于因子分析结果,建立全国范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静态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成因。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且发展水平为东部中部西部;(2)发展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促进技术创新;(3)股票市场的发展相比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更有利于技术创新;(4)银行业竞争程度越低越不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5)信用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推动技术创新;(6)外资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未能被当地企业"消化吸收",且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     

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基于水平与效率的双维视角

事实上,只有结合水平与效率两个维度评价绿色发展才能科学认识中国绿色发展现状,而二者往往被人为的割裂开来。虽然金融集聚在绿色发展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制于信息非对称性影响,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衰减边界特征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其非线性约束机制更是长期受到忽视。本文选取2003—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从水平与效率视角全面评估绿色发展现状,初步检验了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的时空非均衡冲击特征;其次,借鉴STIRPAT模型,将地理距离矩阵与技术距离矩阵纳入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衰减边界;最后,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比分析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在不同门槛约束下的影响差异,得到以下结论:(1)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或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在时空上都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初步说明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依赖性和非线性冲击。(2)金融集聚对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影响是一个"先负后正再负"的空间衰减过程,其影响范围大致在400KM或600KM范围内,而金融集聚对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则随距离的增大呈现"W"型冲击,且整体上以负向作用为主,其影响范围大致在800KM内,此外,信息技术水平的发展明显有助于增强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3)提高金融集聚能够改善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抑制作用,但伴随着金融集聚的增强,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却在显著减弱;只有适度的城市规模才能激发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无论城市规模过大抑或过小都不利于金融集聚作用的发挥,但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却不依赖于城市规模的扩张;信息技术的发展,虽不能强化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但却可以增强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带动作用。     

金融发展、金融创新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金融发展、金融创新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知识生产函数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静态和动态影响。结果显示:从金融发展结构上看,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张有利于通过增加企业研发累积投入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而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却起到抑制作用;从金融发展效率上看,股票市场融资效率提升有利于通过增加企业研发累积投入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而银行融资效率没有发挥作用。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均有利于通过提高企业研发累积投入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区域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金融发展的内涵包括金融规模、银行业结构、金融生态环境3个主要方面,从这3个角度剖析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衡量各省份技术创新能力,比较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基于因子分析结果,建立全国范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静态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成因。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且发展水平为东部>中部>西部;(2)发展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促进技术创新;(3)股票市场的发展相比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更有利于技术创新;(4)银行业竞争程度越低越不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5)信用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推动技术创新;(6)外资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未能被当地企业"消化吸收",且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运用SBM-GML模型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绿色发展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深度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发展程度也存在地区间差异,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机制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

区域金融发展是否会走向收敛,其收敛的机制是什么?这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本文从决定金融发展的生产者受教育程度、社会福利水平、商品交易效率、金融交易效率和地域固有因素出发.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机制,并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特征与变动趋势.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路径可能呈现"草帽"型特征,而改革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表现的"U"型特征只不过是市场化趋异期的片断特征.而不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全程特征.实证分析还显示,在1992-2004年,中国省际间金融发展差异呈现加速扩张的态势.     

基于四阶段DEA模型的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采用我国2012—2016年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四阶段DEA模型,测算我国2012—2016年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同时借用Tobit模型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利用均值聚类分析和Malmquist指数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进行分类。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只有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青海五省绿色发展处于中国领先水平;从均值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较高的省份共有14个,其中属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省份有5个,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较低的省份仍然处于西部地区,而且中西部省份仅占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较高省份的35%,远低于东部地区省份所占比重;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进行动态纵向评价,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总体处于每年增长态势,但逐渐放缓。     

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算与评价

绿色金融对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基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围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绿色支持、绿色基金、绿色权益七大绿色金融工具,构建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2—2021年我国西部12个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分为3个梯次,其中新疆、内蒙古、宁夏、重庆市处于第一梯队,发展水平较好;西藏、贵州、甘肃、四川处于第二梯队,发展水平一般;青海、陕西、云南、广西处于第三梯队,发展水平较差。     

技术创新、技术差距与中国区域绿色发展

本文结合方向距离函数和SBM模型构建体现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绿色发展效率指标,并基于全局Luenberger指数和共同前沿方法将绿色发展效率指标进行分解,从“技术创新”、“技术差距”和“管理”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中国绿色发展现状、区域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2001-2014年,中国绿色发展从停滞甚至倒退逐步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样本区间内,技术创新对中国绿色发展形成正向的效应,区域间技术差距逐步缩窄,管理问题则不断加剧;(2)依托其强劲的技术创新,东部地区绿色发展势头良好,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滞后则分别源于技术差距的扩大和管理问题的加剧;(3)中国绿色发展呈现出区域差异化特征,各地区未来推动绿色发展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本文基于省级层面,从加强技术创新、缩小技术差距和优化管理三个方面量身制定绿色发展策略,指明各省份绿色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