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士绅与地方政治——以孙诒让兴学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清末学务场域的考察,发现地方社会中的废科兴学活动是一场权力角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士绅的权力体现了强劲的扩张态势。处境困窘的地方官联合生计被夺的下层士绅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研究表明:在清末,地方官失去了在地方社会的占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将士绅想象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文化生活,因而一味地采用整体化研究方式,不足取,“上层士绅保守下层士绅激进,”这个流行的说法站不住脚。     

隐匿赋权与自觉内生的博弈——明清时期士绅教化权力来源探析

士绅是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复合身份决定了对此类群体行为方式的研究具有多层面的价值,如从中可以考察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透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地方社会自治的性质问题.然而学者目前大多侧重于士绅政治角色、经济地位等问题的探讨,对士绅文化权力挖掘甚少,而对作为文化权力集中体现的教化权力的研究则更是极为缺失.士绅教化权力的来源直接型塑了士绅教化的图景.本文意欲探究明清时期士绅教化权力的来源机制,以求裨补研究的不足以及为进一步认知明清士绅教化图景提供理论基石.     

清末新式社团与士绅的转变--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政府指令的运作下,地方社会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士责与民生：清代关中士绅与地方社会救济

居于乡村社会的士绅将地方社会救济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捐助灾荒、战乱,而且救济婚丧等一切地方事务。在参与方式上,他们或襄助官府救助,或以个人力量直接救助灾民。但总体上看,士绅对乡民的救助力度远远小于官方的赈恤。从时效性来看,士绅的救助因为减少了官府的申报等中间环节,无疑效果更为积极。最后,在清朝后期,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救助远远多于清前期,这也与中后期国家财政紧张密切相关。     

清末地方分权主义的形成及其对民初政局的影响

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朝中央权力被迫下移,作为地方分权主义两大寄存体的各省督抚和地方士绅势力开始崛起。从太平天国到清朝灭亡,地方分权主义由弱到强。到了民国时期,地方分权主义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反而一时间成为一种政治思潮,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的治国理念大相径庭,双方斗争不断,最终导致二次革命的爆发。     

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重构--“改土归流”后湖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培育与社会控制研究

雍正时期,湖广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后,流官们积极地实施教化,培育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的兴起加强了湖广土家族基层社会的控制,“皇权始下于州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与州县官积极合作,士绅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他们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到19世纪中后期,作为州县官和土民的“中介”,土家族地区的士绅权威日重。     

地方士绅和晚清民国时期农村教育的发展

国家权力的下沉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背景,在有限的国家能力的制约下,地方社会的支持和介入对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尤为重要,传统的地方士绅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一方面国家以地方士绅及相关的机构为中介连接起国家和地方社会,双方在相互合作中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双轨政治”的僵化,官、绅、民之间关系的异化导致了农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冲突,并极大地制约了这一时期农村教育的顺利发展.     

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

16至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宗族是徽州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徽商为乡村自治提供经济基础,而士绅则为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徽州社会系统三要素的良性互动,造成了数量庞大的正途与异途士绅。士绅的文化权力无所不在,主要表现为文会、乡评,以及编纂族谱、地方志两个方面。士绅还交通官宦,参与诉讼活动,这表明士绅是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具有相当的公信力。     

宋代士绅社会琐议

士绅社会定型于明代,宋代已具雏形。宋代士绅阶层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科举取士规模拓展的产物、未中第者社会地位提升的结果。宋代士绅阶层的代表人物继魏晋士族之后,又一次实现了富与贵的再结合。将士绅一概痛斥为土豪劣绅,把士绅笼统称颂为地方精英,两者均有杀偏锋之嫌。士绅并非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可称为善与恶的复合体。宋代士绅社会还不够成熟,士绅角色意识有待提升。     

革新抑或守旧:辛亥革命前后的苏北地方士绅

晚近以来,苏北在整个国家区域地理中逐渐处于被边缘的地位。辛亥革命前后,苏北士绅策划"光复"、响应起义、参与地方秩序重建的努力,为苏北各地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源。苏北士绅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的守旧与革新是中国近代士绅心路历程与人生抉择的缩影。     

参禅与济世——以晚明士绅居士梅之焕为例

本文以明末湖北黄州麻城县士绅居士梅之焕为个案,探讨士绅的宗教信仰与儒家思想、社会生活的关系,窥探具有浓重儒家思想的士绅如何参禅,及其在佛教影响下如何参与地方社会、具有怎样的精神生活.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包括讲述梅之焕与僧人的交往以及建寺修庙等事佛活动;分析他参禅事佛的出发点——“济人利物”,即他找到了儒释的这一契合点;并论述在佛教观念的影响下,梅之焕积极参与地方的社会活动,同时又构建独特的心灵空间.作为士绅和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梅之焕既葆有士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又流露出其参禅的特性,提高了其精神境界.     

论清代云南士绅与云南社会的关系

士绅作为地方精英是拥有领导地位及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在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是清代云南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很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清代云南士绅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对云南的地方认同和地方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清代云南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晚清政府职能与乡村士绅权力之关系初探

士绅是＂乡居＂的权势力量,曾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地方控制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传统国家对士绅的控制主要依靠王朝权威,但在晚清时期,由于中央王朝权威势微,政府职能退化,所以士绅在地方政权尤其是乡村中的权利得以扩展。文章试浅谈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明清江南士绅研究疏论

明清士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评价,海内外学界已有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如果从还原历史情境、准确评判士绅角色而言,在众多研究中还存在含糊笼统的陈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日学者从各自的理论预设或实证研究出发,已涉及这些问题,却未形成系统的论述。后来学者的地方史研究涉及概念界定、士绅分层、区域差别等问题,既开发出大量史料,也提出引起海内外学者对话的新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知明清时代士绅身份、社会影响甚至王朝统治的关键问题。其中很多研究关涉中国最重要的地域之一江南。参诸历史文献,对其学术研究史作一初步梳理与探讨,既可以呈现出王朝统治与地方社会控制之复杂性,也可能推求寻绎出研究的新趋向。     

简论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的教育贡献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士绅是官民之间的桥梁，充当着十分重要而突出的角色。他们的地方社会担负着很多职责，其中重要的是“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已任”。具体一点就是美国名学费正清所指出的：中国帝国时期，士绅要人们的现是承办地方的公共工程和慈善事业。其中，士绅对发展教育是犹为关注的。晚清时期的士绅就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兴起办学热潮，对此，已有人论及。本拟对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开明士绅对发展教育所做的贡献，作一初步探讨。     

地方精英的分裂与乡村民众的变乱——以清末莱阳民变为例

清末时期的莱阳,由于新政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使得当地士绅阶层的权力分配失衡,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部分和官府联系密切、负责新政具体筹办事宜的城绅权力扩大,成为新政的获益者。他们在主持地方新政的同时谋求私利,给当地民众的生存造成巨大压力,成为民众反对的对象。而在权力的重新分配中出局并且自身利益也受到损害的一部分乡绅则加入到这次民变当中。他们和乡村正式体制内的村长社长、村落里的"能人"和"强人"等乡村社会的其他精英人物联合起来,一起发动和主导了莱阳的民变。乡村精英们的参与,使得这次民变表现出较强的组织纪律性,成为一场乡村民众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河北沧州士绅办学述略

河北沧州是一座儒学积淀很深的古城，自古就有办学兴教的传统。沧州士绅重视教育，借助宗族组织、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教育，对促进邑民个人修身、建立地方社会秩序和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分裂的群体:晚清湖南士绅思想演变探微

晚清士绅思想的演变与晚清政治格局的变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思想的演变并不同步.本文试图以湖南的上、下层士绅思想演变的轨迹为例来考察晚清士绅的思想的演变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庞树柏与辛亥常熟光复——兼论地方精英集团的结构演变

南社社员庞树柏不仅是近代文坛的诗词学家,也是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的地方新派士绅代表,突出表现在为策动1911年11月的辛亥常熟光复事件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以庞树柏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以中国同盟会与南社为平台,政治上主张民主革命,无疑成为清末民初新崛起的地方政治力量,由此带来的地方精英集团的结构演变,体现了辛亥革命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影响。     

义和团运动与山东士绅

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义和团期间的中国北方士绅的整体形象在我们面前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其中山东地区士绅群体的心态和行为,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存在着诸多差异和变化,尤可作为义和团时期的一个典型范例来加以分析.这些差异和变化,既是当时山东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又体现了这一时期洋教及教民势力、义和团运动、山东地方官府与士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