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妇女再嫁的法律纠纷——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妇女再嫁风气的盛行,引发了层出不穷的法律纠纷。这些纠纷可大致分为三类：与亲属间的纠纷、奁产纠纷、接脚夫问题。总体来看,宋代法律维护妇女的再嫁权利,保护再嫁妇对其奁产的所有权与支配权,同时限制和打击再嫁妇对夫家家产的觊觎或侵占。纷繁复杂的再嫁妇女法律纠纷,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妇女再嫁现象的普遍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时代下新型婚姻观与财产观。     

从《儒林外史》看清初妾的社会与家庭地位

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低妻一等，接近于奴仆。从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可以看到，不仅妾进入夫家时没有正常的婚姻仪式，往后即便当上填房，她的地位仍将借助于子嗣得以维系。若不幸丧夫失子，同样面临着被夫家亲房侵夺名分、财产乃至再嫁的危险。     

从寄妾词看宋代丈夫的纳妾行为

在约2万首的《全宋词》中,30首寄妾词实属难得。透过这些词,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洞见宋代丈夫的纳妾动机缘于妾的美貌与痴情、温柔与多艺、女红与性事。而当丈夫因年老体弱等原因遣妾或因某种特殊情况使得夫妾分离时,他们则会借此抒怀。从宋代寄妾词中,我们明显感受到夫妾之间不平等的爱情,更感受到丈夫们的得意与侍妾们的无奈。     

宋代妾之家属身份与地位的边缘化

宋代妾的家属成员身份的确认在礼法制度和社会现实生活中都有体现和反映。随着宋代妻妾地位区别的更加明确化和奴婢法律地位的提高,更把作为家属成员的妾在夫之家庭中的地位推向了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不仅仅体现在其生前之种种,而且扩展或牵涉到其所生之子女和延续至其死后。     

古埃及妇女的婚姻和经济状况——以婚约为考察中心

古埃及人的婚约作为男女双方鉴于婚姻关系而缔结的财产协议,与当时妇女的婚姻和经济地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婚约中的嫁妆条款详细记录了妻子带入夫家的各类财物及其价值;赡养条款直接体现了妻子在婚姻期间的物质生活水平;离婚条款保障了妻子对自身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条款也间接反映了妻子作为母亲的相关经济权利。这些都为我们探究古埃及妇女的家庭地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明代妇女财产权的处分

明代妇女变卖、处分妆奁嫁资等动产主要用于助亲人经商,供丈夫、儿子读书,维持家计,奉养亲人治病、丧葬之用。妇女参加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种类比之前代更为进步。在各类民间的契约文书中,亦不乏妇女参与各种田宅买卖之事。当家中面临突发危难或缺少钱粮、守节生活困难、夫长年在外筹措经商之资、还债、缴纳赋税等不得已的情况时,当家的女性尊长不得不典卖家中田土户宅等产业;倘若父、祖俱亡,家庭地位最尊的女性尊长也可取得析分家产的权利;夫死子幼、夫经商在外等因素都可能使妇女对夫家财产有相当的处分权;而对财产的处分通常以同卖、主盟等间接方式进行。明代妇女经济地位不仅有所提高,其法律等各个方面的地位也随之提升,而且她们已逐步摆脱男性限制的范围,已有较多的自我意识及主宰自我命运的能力,显现出明代女性肯定自我的积极意识萌芽。     

从女鬼故事看宋代妾婢的人间生活——宋代妻妾关系研究

宋代笔记小说中的女鬼故事,常见受虐而死的妾婢鬼魂找主母复仇的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实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妾婢的人间生活.鉴于主母在家庭中的支配性地位与妾婢的边缘性地位,妾婢的生存状态总体比较艰难.其中,妻妾关系总体上充满争斗,主母虐待妾婢的现象常见;妾婢也有一些反抗行为,以姿色邀宠于男主人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斗争策略;当然,也有妻妾和谐共处的记载,不过,这种情况是否普遍,是值得怀疑的.     

论清代妾的民事法律地位

妾是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婚姻制度的产物,妾制到清代发展到顶峰.妾与家长的合与分与其说是结婚和离婚,不如说是契约的订立与解除.妾地位低贱并且人格不能自主,承担繁苛的民事义务却享受极为有限的权利.     

论宋代女性的赈济活动

女性是宋代赈济活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宋代女性以多种方式,对亲友、乡里和灾民等进行赈济.她们从事赈济活动并非仅因情感因素使然,还与当时的国家政策、社会舆论、宗教观念以及女性关怀社会的责任意识等因素有关.其资金来源主要有奁产、夫家家财、国家所赐封赏以及本家资产等.宋代女性从事赈济活动,为女性走出家庭,拓展自身生活空间提供了途径,有利于砥砺风俗,形成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对缓解社会危机,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治均有一定影响.     

论清代公同共有财产之坟产的权利内容

坟产作为传统中国公同共有财产的一种,能够体现公同共有财产的权利内容的典型属性。坟产权利主体由于财产本身的特殊性质,并不局限在单一主体,还包括宗族、房支、家;在权利客体方面,它与社会风俗、儒家伦理紧密相关,是我国传统的一种缩影;在权利内容的判断中,国家认可自然状态的坟产权利,并尊重民间自发的调整。坟产所体现的公同共有财产的特殊权利内容至今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也只有明确坟产等公同共有财产的特殊性,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既符合中国人传统观念又能被中国人接受的财产体系,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