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说之与净土教

天台宗山家派护法晁说之居士所撰《景迂生集》保存了不少佛教史料,其中《宋故明州延庆明智法师碑铭》是研究明智法师的第一手资料。晁说之的天台理论造诣精深,其《钝庵旧记》、《钝庵新记》及《净土略因》三文宣扬了天台宗学说和“正宗”的天台净土教,即山家派“寂光有相”的净土教观,有力地回击了天台宗山外派所认为的“寂光无相”的异宗主张。晁说之坚决维护了祖师智者大师的权威。     

天台宗山家派知礼的佛教哲学思想

天台宗自智创立以来,曾盛极一时。百来年后,天台宗学风不振,直到晚唐湛然的露面,才重振天台学风,史称天台宗的中兴。由于湛然把《起信论》思想引入天台宗,导致长达30年之久的天台宗山家派、山外派之争。知礼以山家派自居,以“救天台一家之正义”为己任,从“性具三千”的本体论立场出发,用“妄心观”的现心论批判了山外派的“真心观”的观心论;用“别理随缘”的判教思想批判了山外派的“别教不谈随缘”的判教思想。本文仅从以上三个方面论述知礼的佛教哲学思想。     

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

在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的问题上，“遣使日本”说既确乎有据，“遣使高丽”说亦难以否认，那么，最有可能的大概还是往日本、高丽两国皆曾遣使求取天台教籍。至于遣使求籍及教籍复归的时间，或如何勇强氏所言，吴越求经日本是在汉、周之际．而求经高丽则是在宋朝初年。此外，如木宫泰彦等学所指出的那样，在宋初之后，随着中国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往来和化交流．亦陆续有包括天台教典在内的佛教典籍自高丽、日本复归中土。不过，那多半是吴越亡国之后的事了。在天台教籍复还中国一事上，史料对义寂、德韶及吴越王钱俶三人所起作用的记述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亦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先生论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之比较

在对天台山家山外之争的诠解上,唐先生近山外,他指出,真心与妄心皆可成观,性起之"性"在第一义上为性体之"性",性具之"性",最初表"本性",性具与性起不能作为判别圆、别之标准,山外派代表了当时中国佛学发展之一新方向;牟先生立足于山家,他指出,天台观心只能观妄心,性起之"性"指"清净真如心",性具之"性"有"本质"和"法性"虚实两层含义,圆、别之根据在于性具与性起的不同。山外派造成了天台思想的混乱。     

遵式《天台教观目录》的编撰特色及缘起

遵式为天台高僧,是宋初天台宗"山家派"的代表人物,精于忏法的制定与推广,被誉为"慈云忏主""慈云尊者"。同时,遵式亦致力于天台教籍的整理、编目,撰有《天台教随函目录》《天台教观目录》两部佛籍目录。其中,《天台教观目录》在著录对象、分类、序言及注语方面富有特色,为宋初天台宗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典籍与教观理论基础,是遵式弘法传教的重要工具。     

长善与救失

长善与救失天水市北道区委党校胡掌义《礼记·学记》中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失者也。”这段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教学原则，即“长善救失”。然...     

《十不二门指要钞》导论

宋代,佛教出现了“三教合一”、“融会诸宗”的趋势。天台宗也难免受到这股潮流的冲击,天台山外派的源清著《十不二门示珠指》、宗昱著《注十不二门》,他们用禅宗和华严的“直显心性”、“一念灵知”来阐释天台的纲要之作《十不二门》,主张“真心”观。知礼为了救天台教观一家之“正义”,著《十不二门指要钞》,主张“妄心”观。并指出山外派二书是受了禅宗和华严异说的影响,违背了智额和湛然的本意,必须予以肃清。知礼的《指要钞》洋洋万言,这里仅对它的核心理论作点指导性的论述。     

“减负”中的误区及防范

编者之心,学者之心,教者之心,俗称“三心”。教者之心,乃编者之心、学者之心之桥梁,上要正确领会编者之意图,下要准确了解学者之意愿。起到上通下联的效能。     

朱熹的德育观浅析

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一生热爱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影响着宋以后的中国教育。朱熹始终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他说：“学校之正、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不足悦其心。”他认为教育学生自幼必须从日常生活、从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和诚意。所谓教学生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展时代亮点 谱教育新篇——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占地2万平方米，校园缘化、美化、净化好，充满人文美与艺术美。学校倡导学生德、智、体、劳诸育和谐发展。以培养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未来人为办学目标，努力让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中华民族之厚重文化，以内化为潜在的立志，成长之基，烙上中国心，丰润民族魂，放眼于世界。     

“才”“性”之辨——程颐人性思想新论

程颐的人性学说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性与理的关系、心性情、已发未发等等,其中,“性”与“才”的关系问题是其人性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前的研究认为在程颐的人性学说中,“生之谓性”就是“才”,而断定其人性论是性二元论。其实在程颐的人性理论中,“生之谓性”只不过是“性”的一个侧面,其与“才”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程颐的哲学只能称为是性一元论或性气二元论。     

汉末曹刘汉中争夺战地名考辨

汉末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时的战场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西走马岭上,蜀汉时移置于走马岭山下的谷地。三国后期的阳安关、关口为阳平关的别称,而非位于今陕西宁强县西北的关城的别称。张鲁城位于今勉县西北咸河上游的隘垭口,并非今人所谓的白马城。张郃屯兵之地广石在汉水北岸、阳平关西北今勉县西北的隘垭口至茶店一带,决非胡三省等所谓的在"巴、汉之间"。《三国志》之《法正传》、《先主传》中"定军兴势"为"定军山"或"定军山势"之误,与"兴势"无关。刘备与徐晃激战之地马鸣阁应在陈仓道上的略阳东南至勉县西北,不可能在已被多数人认可的今四川广元市境内。     

方以智住持浮山华严寺考述

枞阳浮山历史上曾以佛教驰名,尤华严寺最著。方以智于明亡后被迫逃禅,晚年主江西青原道场,纂修《青原志略》,但心中日益萌生归乡终老之意：而家乡官绅父老亦热切期盼他回乡兴修华严寺,重振名刹。方氏虽是应允,派其弟子山足兴斧先行浮山料理,但本人因粤难突发而逝。终未遂愿。他虽名列华严寺第16代住持,却未一日入寺坐堂说法。考其史实,于研究方以智晚年行实与佛教思想或有裨益。     

楚简所见战国时期楚国的关津制度

楚国的关由关口和塞组成,利用关门、关墙、篱落、壕沟、土堆、被砍斫的树木等阻断交通。就关津的功能来看,关津的首要功能是军事防御,其次征收税收。就关津的管理来看,已经出现分工的现象,关尹、左关尹、关吏等构成关津的军事管理体系,关金则由中央政府直接派人征收。     

华严忏法的创建

忏悔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法门,在古印度佛教创始后就已有之。文章主要探讨华严一派的忏法形成过程,以期明晰其在整个佛教忏法形成的历史脉络中所处的位置与作用。华严忏法体系创立之初就深受天台忏法的影响,从它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宋代时忏法已经达到极其繁荣的时期,天台宗在忏法的创作、推广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对忏法划分为事忏、理忏的方法和十种忏心的思想对华严影响很大。圭峰宗密通过制作《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将华严幽深博大的思想运用到实践修行当中。他以《圆觉经》为主体,在继承澄观等华严思想及实践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天台的礼忏、禅观方法,从而对华严忏法进行了制定。     

海盐腔创始年代及作者辨正

海盐腔创始年代及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一说创始于南宋张鎡,一说创始于元代杨梓、贯云石,一说创始于明成化年间。从有关典籍的撰述年代及相关材料的考述中,可以认定海盐腔创始于元代的贯云石,而杨梓父子在海盐腔的传播过程中功不可没。     

华严宗法界缘起观探微——兼论其对宋明理学之影响

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依《华严经》立宗,以其高度的哲学思辨、恢弘的气势、殊胜的境界历来备受僧俗青睐。法界缘起观是华严宗发挥《华严经》主旨,吸收其他宗派之理论,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结晶,是华严宗教义之根基,有着深邃的哲学义理,诸如“三界唯心”、“体用不二”、“理事无碍”等,不仅是佛教哲理的精彩演绎,更是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并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     

宋代理学的观念及其方法论——兼谈朱熹在理学发展中的贡献

宋代理学的观念丰富,这是由于其形成的历史长,创造理学的人物优秀。在诸多观念中,“理本体”,观念是理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观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为“理本体”的建立作了艰苦的努力。周教颐“性命之理”的探究,为理学家创造新儒学之发轫;张载贡献《西铭》,提供了社会秩序建设的理想方案;二程关切“天理”,对提高人素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朱熹则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构建了“理本体”哲学体系。宋代理学家先进的宇宙观与其方法论是统一的。宋代理学家之所以能创造出超越先贤的理论成果,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具有先进性。理学家创造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方法论蕴涵辩证法的因素,但它不等同于辩证法。“一而二．二而一”是理学家自己的方法论,要予以肯定,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观之美学探析

＂观＂,这一中国美学史上的范畴,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闪现出不同的美学光彩。从艺术哲学维度看,它强调对审美主体的观照,要求人们清除内心的各种杂念和成见,凭借＂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实现＂观＂在艺术创作上的美学解读。从文艺美学维度看,＂观＂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之＂观＂,是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融入感性认识,将审美情趣寄寓于审美客体之中,从而获得一种更高级的精神愉悦。从宗教美学维度看,佛教典籍中的＂观＂,注重用理性的佛教智慧观照世界,在心与物交合的瞬间,体味精神上的快乐。     

“台阁体”不能等同“馆阁体”辨析

明代从永乐到弘治这一百多年间,文坛上占着主导和主流地位的文学形态是＂台阁体＂。有关它的诸多问题没有得到当今学者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即如它的称谓也存在着偏颇的看法：把＂台阁＂等同于＂馆阁＂,＂台阁体＂等同于＂馆阁体＂。事实上,明代的＂馆阁＂和＂台阁＂的指称有着明显的等级和地位差别,二者之间不能等同和相互替称;且考察＂馆阁体＂和＂台阁体＂在明、清两代用法的演变,可以看出,把以＂三杨＂为代表的诗文文学形态称之为＂台阁体＂,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习惯性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