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乌力格尔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

乌力格尔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曲艺形式,即蒙语说书.胡仁·乌力格尔是乌力格尔的两种形式之一.胡仁·乌力格尔不仅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在其传承的三百多年历史过程中,还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其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对民俗民风的传承、娱乐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三个方面,其教育功能则表现在对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积极影响.     

论汉文化对科尔沁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影响

以蒙古族为主体。蒙汉满等各族人民紧密相连或融合．共同创造了科尔沁历史,也共同打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尔沁文化。胡仁乌力格尔和科尔沁叙事民歌是在蒙、汉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中产生和发展的．有着很多农耕文化的印迹。本文就汉文化对科学沁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传承与传播

胡仁·乌力格尔音乐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和“即兴编创”的方式来进行传承的 ,一般包括师徒关系、家庭关系、艺术教育等几种途径。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社会传播通过寺院、流浪艺人、王宫府邸、民俗、媒介等几种主要途径来完成     

吴道尔吉《水浒传》的程式句法分析

程式作为一个准备就绪的结构单元,对演述者快速创编诗行、推进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吴道尔吉在现场演述胡仁乌力格尔《水浒传》的过程中,依靠着程式化表达,但他并没有视程式为一个僵死的解决方案,而是根据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自己的情绪状态等因素,通过扩展和压缩等变化,灵活地使用程式,将胡仁乌力格尔《水浒传》创编成为蒙古族民众易于欣赏和接受的文本。     

蟒古思因·乌力格尔与本子因·乌力格尔关系探微

随着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研究的深入,＂蟒古思因·乌力格尔＂这一＂地方性知识＂韵味的称谓在蒙古史诗界频频被使用。＂本子因·乌力格尔＂是近代以来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流行于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地区的一种新兴说唱艺术。笔者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研究,探究蟒古思因·乌力格尔与东蒙本子因.乌力格尔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蟒古思因.乌力格尔的史诗学特征以及地方性特征。     

浅析汉文古典白话小说在蒙古族说书中的改编传播轨辙——以蒙古族说书《姚山通》为例

自清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汉地移民大量迁入蒙古地区,汉文古典白话小说也流传到蒙古地区.由于传播方式（蒙译、民间故事）的局限,此际盛行于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说书（胡仁乌力格尔）成为其主要传播方式.蒙古族说书《姚山通》是汉文古典白话小说《东汉演义》的蒙古族民间口头传播的续书.这部说书在故事类型、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糅合了多部汉文白话小说的精华而自成一格.同时,说书艺人（胡尔齐）在说书的编创过程中根据自身的艺术风格及民族特点,运用通俗戏谑的语言为观众展现出一幅蒙古风情画卷.     

内蒙古科尔沁区关于“胡仁·乌力格尔”的调查研究

此次调查研究主要是科尔沁区关于"胡仁·乌力格尔"现状及乌力格尔艺人和百姓对此现状的看法及建议,采用文献法、访谈法、调查问卷的方法对课题展开调研。考虑到城乡之间的差异,把调研的地点分为通辽市区、旗县、乡镇三部分,对调研的数据和结果进行分析与对比。     

通辽市扎鲁特旗蒙古族实验小学

<正>通辽市扎鲁特旗蒙古族实验小学始建于1981年,学校面积7500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26047平方米,教职工203名,56个教学班,学生2300多名。开设现代教育信息技术课、"蒙汉英三语教学实验"课,共承担国家、自治区科研课题13项,为扎鲁特旗蒙古族小学起了示范带头作用。近几年学校注重特色办学,提出"954321"工程,即马头琴、乌力格尔好来宝、科尔沁民歌、蒙古族     

科尔沁蒙古族潮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蒙古族潮尔艺术是指在科尔沁地区用潮尔伴奏的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演唱,人们把英雄史诗称作"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民间有"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之说,是以角色关系模式所排列组成的串联史诗集群。随着社会的发展,史诗失去了它的语义环境,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英雄史诗的衰微直接影响到潮尔艺术的存亡。当前保护英雄史诗必须激活民间传承中的审美功能。强调传承方式方法原生性的同时,加强史诗的宣传推广,激发学习者热情,扩大观众群体,借助现代教育渠道,构建民族特色的音乐教学渠道和舞台表演形式。     

蒙古族传统曲艺“好来宝”

蒙古族传统曲艺"好来宝"源于蒙古族古代英雄史诗,始于元代"倒剌戏"和"倒剌胡歌",成型于清代蒙古民间故事"胡林乌力格尔"的潜台词。因为,早期的说唱艺人"胡尔奇"大都能演唱蒙古族英雄史诗,所以"好来宝"与蒙古族古代英雄史诗有继承关系;13-14世纪在蒙古人中广泛流传的"倒剌胡歌"是蒙古族说唱艺人创造的多篇章叙事乐曲,它的诗由二句、四句或五句、六句构成是典型的民歌风格,它的故事情节气势磅礴具有长篇史诗的特点;19世纪流行于蒙古东部的说唱艺术"胡林乌力格尔"以它的抒情叙事、自拉自唱和与听众互动的风格不但极大地丰富了自己,而且还促进了"好来宝"的形成。     

元代花押

正元代流行一种印章,类似现在同学们玩的"卡通印章"。印面上既有文字还有图案,它的名字叫"花押"。元代之所以流行"花押"是因为元代的统治者为蒙古族人,他们起初不懂汉文化,却统治着具有深厚汉文化积淀的汉人。后来,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渐渐糅合到一起。其中,"花押"就是蒙、汉文化融合所产生的一个历史产物。     

明清小说类书序跋与小说类书之编刻

明清小说类书序跋所体现的有关明清小说类书之编刻观、"说部"刊刻之由、小说类书传播与读者接受等方面的思想,有助于探讨明清小说类书的编刻情形,从而在古小说理论史上予以合理定位。     

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成吉思汗——论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历史意义

成吉思汗出于解决"镇守"治理征服地区人才和治国方略缺乏及保护延续自己生命的需要,长春真人丘处机希图用道教思想感化雄主成吉思汗放弃野蛮屠杀政策惠泽天下生民,应邀于1222年在撒马尔罕会面。双方就强身、治国和教民问题做了蒙汉文化首次深层次交流沟通,成吉思汗可视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其后及至整个元朝道教地位高踞佛、儒之上发展迅速,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亦逐渐在征服地区采取文明统治方式。此次会面以蒙古族"敬天爱命"和汉族"敬天爱民"为共同切入点,使两种文化在相互认同相互理解基础上深入交流,成吉思汗保留自己文化独立性的同时有条件地包容和接受汉文化。这对时下的文化交流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审美向度

审美向度,即审美的趋向、判断和评价。从《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行侧墨批对女性形象的品评和构建来看其长篇小说的审美向度是"真"、"妙"、"趣"。这既是汉族长篇小说的审美要求,又是蒙古族长篇小说的呼唤。可以看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行侧墨批是蒙、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蒙、汉文化相互接纳的产物。     

“使鹿部”鄂温克人历史上的氏族制度与狩猎区域的划分

"使鹿部"鄂温克人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氏族制度。氏族由若干个"乌力楞"组成,以"乌力楞"为单位从事狩猎活动。"乌力楞"既是生产生活单位,也是共同消费的单位,是一种典型的家庭公社性质的社会组织。氏族长不实行世袭制,而是选举产生,没有任何报酬。狩猎逐水而居,根据氏族划分狩猎区。     

白族民居文化的形成与汉文化的影响

白族民居是汉文化在白族地区传播影响的产物,具有地方性与民族性.从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民居建筑文化,来看白族民居对汉文化思想、审美趣味、建筑风格的接受并最终形成了白族民居的建筑风格.     

在日用而不觉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人台”民族文化交融路径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贯通哲理、充满智慧、有形有感的中华文化。多民族文化交融是推动这种“哲”“智”“形”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不断创新、铸牢认同的内生势能。“二人台”是蒙汉人民共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交融逐渐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文章对“二人台”的形成背景、艺术人文融合、蒙汉文化融合在“二人台”中的整体呈现、新时代“二人台”蒙汉文化交融与族际认同、“二人台”蒙汉文化融合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意义和启示等进行了阐述。“二人台”作为内蒙古地区蒙汉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一条日用而不觉的民间路径。     

浅析道教与明清小说的互动性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明清时期,道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对明清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刘的影响;同时,明清小说对道教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劝澜的作用。两者的互动性是有其经济根源的。     

童心、泛灵、哲思——从《草木河山》看鲍尔吉·原野散文的审美特质

徜徉在蒙汉文化之间,鲍尔吉·原野用自己的生命经验与创作经验提醒着我们去寻回丢失的童心,去学会以"泛灵"的方式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去创造诗意与哲思互相缭绕的健康和谐之美。     

“走西口”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历史影响

"走西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长时期、大规模的移民现象。根据"推拉理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地矛盾的加剧,而清朝的移民政策则对"走西口"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大量来自山西、陕西与河北的人口涌入内蒙古地区,而包头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则十分具有代表性。这次移民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促进了当地商业的繁荣,蒙汉文化进一步交融,加深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与内陆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