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中"所以"和"是以"试析

由于句子类型的转变及句法结构的词汇化共同作用而最终导致"所以"从词组向因果连词的过渡;同时在<春秋左传>中并非所有的"是以"都是介宾结构"以是"的倒文,连词"是以"在<春秋左传>中已以固定词组表示一种新的意义,逐渐与位置的前置没有词序上的联系.     

《左传》《国语》连词“若”的比较

“若”是先秦汉语中使用较多的假设连词,偶尔也用作选择连词。选取先秦时期代表性文献《左传》和《国语》,对其中“若”的连词用法进行了全面地描写和比较,附带对性质来源相关的“如”的连词用法进行说明,可以总结其在两部文献乃至在先秦汉语中使用特点和语法功能,并可以为考辨《左传》《国语》的文献关系提供语言学的资料和参考。     

论《左传》与“《春秋》笔法”之关系

《左传》以“君子日”的形式提出了“《春秋》五例”,即“《春秋》笔法”的内涵,开了学者研究此理论的先河。在考察孔子“笔削”《春秋》及《左传》传《春秋》之后,便能全面地认识“《春秋》笔法”属辞比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判断系统,并能准确概括它的寓褒贬于一字之间的总体特征。     

《左传》中的“仁”

《左传》关于“仁”的论述有自身的含义和特点,其中“仁”出现不多的情况反映出春秋早期“仁”尚未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左传》作为史籍文本,具有明显的“政治德性”特点,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否认“爱”是“仁”的本义.《左传》把“仁”与“礼”、“三达德”和“五常”联系在一起,丰富了“仁”的内容,为后期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春秋左伟》中助动词“可以”探源

“可以”在《春秋左传》中宜分为两种情况：助动词“可以1”和结构松散的两个词“可以2”。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助动词“可以1”在《春秋左传》中处于绝对优势。“可以2”并非“可以1”的渊源。     

《吕氏春秋》“所以”浅释

上古汉语的“所以”,能否出现在叙述句中用作因果连词,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通过考察《吕氏春秋》一书,认为“所以”在该时期用作因果连词这一用法仍处于萌芽状态,较多情况下它仍是一个由特别指示代词“所”和介词“以”所组成的词组。     

先人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新解

左丘明姓名来源失载,单姓、复姓说均有疑。左丘明当以义命名,即“佐孔丘明史”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可释为“佐孔丘明史而有失明细,于是有《国语》之继”。左丘明并非盲史官。《左传》可称《左氏春秋》、《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甚至《春秋传》、《春秋古文》乃至与《国语》合称《春秋》.《国语》,但却不可称《国语》或单称《春秋国语》。     

《左传》中"死"族词与周代礼制文化

《左传》以其翔实的史料,对《春秋》进行了解读,详尽地阐发了《春秋》所反映的“礼”。使后人得以更加准确地理解《春秋》,我们透过《左传》中“死”族词,也可以窥见其所反映的周代礼制文化。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后世对汉人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问“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所指。意见不一。此文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考证和落实。认为是汉代《左传》研究者通数《春秋》《左传》二书的结果。同时是对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载《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的答复。姚文说“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是孔子作《左传》的“铁证”。此文指出，姚文对“弑君”、“亡国”的论证没有界定。并且背离《左传》的相关论述。一再随意取舍。拼凑数据。论证又异常草率。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姚文的论证存在严重偏差。强烈的主观愿望。使她不顾事实。一再提供不实之证。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事实是，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的“考证”不合于学术规范，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     

两个“遂”字作何解？

教材《勾践灭吴》一文有这样两句话:“遂使之行成于吴”;“遂灭吴”。人教版教参对两个“遂”字分别解释为:“副词,终于”;“连词,于是”。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遂”是多义词:①作连词时为“于是、就”,表示“后一事紧接着前一事,后一事往往是前一事引起的”。如《左传·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宋史·种世     

语法札记

(一)《左传》上的动宾词组“齐言”和“史记”上的偏下词组“齐言” 1959年六月《中国语文》第六期栽有郑奠先生的《汉语词汇史随笔》,把鲁襄公二十七年《左传》“是夜也,赵孟及子晰盟以齐言”的“齐言”这个词组,解作他所谓“单纯的以某一时期地方名的”齐国方言,把一个动宾词组解作偏正词组,这是应该商讨的。     

新时代的经学：“轴心时代”文化史的考问——读黄丽丽新著《左传新论》

《左传新论》的学术定位是新时代的经学，它通过对先秦“轴心时代”文化史的考问，全面揭示《左传》这一历史文化名著的内涵。它的学术视角是：从有周官学、诸子学、《春秋》逻辑参照看《左传》。它充分运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非常重视出土文物对《左传》的研究价值；它重视科学的抽象，重在研究对象内部的逻辑机理的揭示，不拘囿于具体故实的演说和词句的考辨，是现代科学研究中的形态学思路。由它的居高的学术成就，可推知它的不凡的社会文化价值。     

试析表达“唯一”条件的句型

笔者试析了表达“唯一”条件的常用句型，如only＋介词词组＋助动词＋主语＋动词原型；only＋连词＋条件从句，主句：onlyif或ifonly＋条件从句；连词so／aslongas，while，where等引导的条件句型，这些句型强调“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会产生某种结果，是英语中广泛使用的一种表达法。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左传》中的“物”——兼谈专书辞典的编纂

<正>“物”字在古代作品中被广泛地使用，一般说来，其主要含意与现代汉语虽小有区别，但总体上出入不大。然而在某些著作中都又呈现出不同的情况，这一点在《左传》中就显得十分突出。查《春秋经》无“物”字，《谷梁传》用了四次，《公羊传》用了一次，而《左传》用了了八十四次，可谓多矣。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发现，《左传》中用“物”字与该词在此书中具有的特定含意有关。这些含意不仅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就是在与《左传》大体同时代的《论语》、《诗经》、《孟子》等书中，也很罕见。     

并列连词“与”在郭锡良《古代汉语》文选中的使用状况研究

并列连词连接并列的词、词组或分句,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连词中重要的一类。本文主要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调查了郭锡良《古代汉语》文选中的并列连词“与”的使用情况,在每个时期又从使用情况和连接成分的句法功能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可以使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并列连词“与”在郭锡良《古代汉语》文选中的使用状况。     

还原《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评董常保《〈春秋〉〈左传〉谥号研究》

《（春秋）（左传）谥号研究》是研究《春秋》、《左传》谥号的一部力作。论著显著特色是遵循“尊尊”原则,以“礼”统领全书;详细统计并细致分析了《春秋》、《左传》的谥号情况,体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论著对学术界关于春秋赐谥礼制中的多有分歧的相关问题也做了深入的探析,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     

从容委曲意味深长——读《烛之武退秦师》

西晋杜预作《春秋序》，认为《左传》“其文缓，其旨远”。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中将“缓”解读为委婉，“远”解读为含蓄，并认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左传》对辞令的记述上。作为《左传》中的名篇，《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很好地诠释了《左传》的这一特点。     

《淮阴侯列传》中的“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按晋人杜预《春秋左传序》中的诠释,是“一字褒贬,数句成言”;按现在的说法,是指作者的内在倾向性通过“曲笔”手段来暗示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