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违法性问题研究——以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地区差异为视角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刑法司法解释,一些解释中存在违法现象.如最高司法机关对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使全国很多地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认定标准都存在巨大差异,实践中同样性质的盗窃案件在不同地区管辖,就会出现罪与非罪和量刑上的不同后果.这种违法现象引发的法律后果,第一,是对<立法法>的违反;第二,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违法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体混乱、内容越权、非法授权等.要解决刑法司法解释的违法性问题,就要强化刑法立法解释,并对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内容进行规范.     

对入户盗窃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只是把盗窃数额较大或次数较多的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但很多入户盗窃行为,仅以以上标准难以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而这种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文章建议对入户盗窃行为不以数额和次数为标准,一经出现,即应定为盗窃罪。     

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实体问题理解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来重大社会变革，包括在作权领域；与此相应，传统媒体形态下构建的作权保护法律制度需要重新调整，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网络作权保护的司法解释。从帮助大家对本司法解释的理解之本意出发，对该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作进一步分析说明并阐述解释之原因。     

我国侵犯著作权罪之成立要件不必重构

取消以营利为目的与违法所得数额或情节,是学界对侵犯著作权罪之成立要件较为一致的重构意见.借鉴他国立法经验,须立足本土环境.基于我国的国情、法律体系和刑法理论,我国侵犯著作权罪之成立要件不必也不应重构.对极少数应受刑罚处罚行为无罪可定的情形,可参照盗窃罪的立法模式以司法解释形式予以解决.     

对入户盗窃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只是把盗窃数额较大或次数较多的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但很多入户盗窃行为,仅以以上标准难以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而这种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文章建议对入户盗窃行为不以数额和次数为标准,一经出现,即应定为盗窃罪.     

论盗窃罪主观方面要素之非法占有的目的--控制说与失控说争讼焦点探微

根据刑法中犯罪目的之一般理论,盗窃罪具有双重犯罪目的.其一是盗窃罪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与盗窃罪的直接危害结果在内容上具有同质性.其二是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该目的是一种主观超过要素,这种超过要素不要求有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只要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即可.因此,盗窃罪既遂的成立不以该目的的实现为必要.     

中国司法解释制度研究

文章首先从中国和西方国家司法解释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出发，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司法解释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并对我国司法解释的特征和主要问题作了阐述。然后通过对中国现行司法解释现状的分析指出中国目前司法解释存在的包括解释主体混合、“司法立法”司法解释超越了解释的本来意义、程序性较弱等一系列问题，最后对中国目前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包括：严格规范司法解释主体、明确司法解释的权限和范围、完善司法解释的程序等诸多方面的建议。     

浅析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犯罪

随着网络的发展,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案件频发。该文针对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犯罪,讨论其法律规定的必要性,立法构想。希望我国刑法盗窃罪的立法及司法解释予以完善,更好的规范网络运行市场,保护合法的网络虚拟财产。     

对传统盗窃罪客体要件的追问

盗窃罪的这体要件一直未引起我国学界的太多关注，本以两个具体案例为切入口，在评析外国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民用法中的有关理论，指出我国传统理论的缺失，提出以占有这一事实状态为盗窃罪的客体要件的主张，并对“新占有说”与“混合说”提出了质疑。     

略论我国司法解释的问题及对策

司法解释对于弥补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的缺漏 ,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司法解释还存在不少问题 ;对法律的实施产生了消极影响 ,只有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 ,保证法律实施的准确和公正     

试论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机制

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体系中特有的法律名词,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我国法律解释除了司法解释还包括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法律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成文法的缺陷和弥补立法之不足,司法解释占了很大的比例,数量之多非常惊人。但我国司法解释还存在许多问题。此外,司法解释还缺乏宪法依据,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在本文中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论民事诉讼举证时效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典对当事人举证的责任期间未作规定，使得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无法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举证时效问题作了专门规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效制度，但这只是司法解释的一种尝试，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浅谈涉外民商事合同法律适用的最新司法解释——以涉外委托设计合同的法律适用为视角

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最新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7年6月11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29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8月8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的出台是对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条款实施依据的重要完善!但其实施在涉外委托设计合同的法律适用方面遇到问题,通过分析得知,这是由于新《规定》对涉外委托设计合同所属的技术合同未作规定所造成。进一步分析可知,新《规定》对所有知识产权种类的合同均未作相应规定,因此,涉外知识产权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不能依据该新司法解释获得解决。此外,2007年《规定》部分条款存在连结点僵硬的问题,建议比照《示范法》作适当调整。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略析

《婚姻法》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调整的是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但《婚姻法》规定的较为原则和抽象。为了应对目前复杂的审判实践,正确运用《婚姻法》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2011年7月4日,最高法颁布了司法解释（三）。该司法解释第九条对《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作出了解释。在此,对该条司法解释提出了笔者的立法建议并希望能与学者们探讨,以期引起立法者的重视。     

试论盗窃罪的目的要件

盗窃罪的主观必备要件应包括两个 ,即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这在我国刑法学界已居于通说地位。[1 ]将犯罪目的作为盗窃罪的主观要件之一 ,在我国刑法学界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5 0年代前后 ,由于对刑法理论缺乏系统研究 ,所以无论是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 ,都没有注意盗窃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 195 6年 2月整理的“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 ,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 (初稿 )”中 ,给盗窃罪下的定义是“犯罪者故意地把他人所有财物违法地取走 ,其取走的手段主要是秘密的 ,但也有乘人不备而公开抢夺的。”[2 ] 根本未提及盗窃罪的犯罪目…     

“许霆案”的刑法解释学思考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有故障的ATM机恶意支取银行现金175000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不是侵占罪和诈骗罪。ATM机不是“金融机构”,但“盗窃ATM机内的资金”仍然属于“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许霆案”引发三点反思：第一,该案折射出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弊端,所以应当建立以法官解释法律为基础、以最高法院的统一解释为辅的新的司法解释体制;第二,法官应当善于运用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第三,法官在刑法解释中应当适当考虑舆论民情,前提是该舆情的表达遵循了客观真实原则。     

民事诉讼中自认规则探析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解读

2001年12月21日公布并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司法解释,其中第八条对自认规则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填补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自认规则的空白,对我国今后民事诉讼实践中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具有积极作用。正确理解和分析《规定》中所确立的自认规则,是律师参与民事诉讼、正确运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必须的重要环节。     

关于盗窃罪若干问题的探析

盗窃罪是一种多发而复杂的犯罪。而我国现行《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盗窃罪的相关规定和处理却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拟就与盗窃罪相关的四个主要问题，即盗窃数额、盗窃次数、盗窃未遂的处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定性等问题，略作探析。     

权德舆生平求是

中唐著名文学家权德舆的生年，据其文集的自述及友人作品的记述，知有乾元二年与上元二年两种说法；向其与崔氏结婚的时间，文集既载作贞元元年，又载作贞元三年，自说难圆。本文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全面考察，认为：权德舆生于乾元二年，一生凡两娶，第一次与李氏结婚于兴元元年，第二次与崔氏再婚于贞元三年；李氏约卒子贞元元、二年之际，崔氏则卒于大和九年之稍后。同时，本文还对权集中的有关作品进行了新的系年。     

"天价葡萄案"之刑法剖析

“天价”葡萄并非无价,根据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准确认定。盗窃罪作为财产性犯罪,盗窃数额的认定对成立本罪意义重大。依据破坏生产经营罪主观要件中的“其它目的”的解释原则,“天价葡萄”案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