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与隐--唐代文人难解的心结

出世还是入世,从政还是归隐,这是一个矛盾复杂的统一体。这一思想矛盾纠缠着每一位富有青春气质的唐代文人,给他们的人生抉择和审美价值判断带来困惑和痛苦。然而,仕也罢隐也罢,都表现了唐代文人一心想建功立业,奋力追求光明前途的精神风貌。     

从唐代桃源诗看唐代文人仕与隐的矛盾

唐诗中有一些涉及桃源的诗作,这些诗作,有反映仕与隐两全的处世之态,也有欲隐而不能充满向往的心态;其中也不乏对桃源持怀疑之态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文人在大唐盛世华丽外衣下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窥见唐代文人的心态历程。     

论王维的仕隐精神

王维是八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期的第一代盛唐诗人,也是这一时期京城诗人群的核心人物,开元、天宝时期最有名望的诗人。然而后来,他却一变积极用世为高蹈遗世,从群体走向自我,以回归的方式完成了心灵的安顿和救赎。本文力图跳出常人多从山水技巧和儒释情怀来研究王维的阈限,而以其身在仕途却心在田园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取向为出发点,来探索这位封建士大夫的仕隐精神及其实质。     

中国古代士人“仕隐”情结的矛盾心理探究

"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士"作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者,也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的士既有"士志于道"和"明道救世"的人文情怀,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隐逸情趣。"仕隐"情结作为互相依存却又互相独立的两个方面,反映在士身上,造成了主体本身的内在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也应该从互相对立且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即"仕"与"隐"两个方面去探究。     

仕隐两难朱敦儒

通过对朱敦儒词作的欣赏解读可以窥探到词人的心路历程,可以窥探到处于特殊历史时期词人内心的仕隐之痛。     

粤西士人的“君子之仕行”述论——“粤西士人研究”之五

粤西士人值得称贤的为官品行,其一为律己之廉,贫穷地区的为官生活,既艰苦,但更要廉洁。其二为莅政之公,治理边疆注重“功化”。其三为恤民之仁,作官就是为民。其四为体国之忠,为国尽忠时刻张扬忠鲠性格。正因为秉承如此精神理想处世行事,他们也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与永久的记忆。     

唐代士人推崇谢安探因

东晋宰辅谢安以其卓越超群的政治才能和独特多姿的性格魅力，成为中国历代文士津津乐道的人物。唐代士人肯定谢安的隐逸，赞赏其弃隐入仕的行为，钦慕其东山携妓的风采。唐代士人对谢安的推崇，既受传统隐逸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亦与唐代的社会生活、时代精神有关。了解唐代士人推崇谢安的原因，有助于我们认识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     

试论孟浩然的仕与隐

孟浩然以其清高的人品和诗品受到当时和后代文人士大夫的景仰，在他思想中的隐逸情怀虽很浓厚，但这并非他思想的主导；身逢盛世的他埋头苦读为的是有朝一日能中举登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终因落第而回乡隐居；孟浩然的隐逸除了受到当时时代风尚的影响外，还与他的个人遭际密切相关。     

论姚合县居诗中的仕隐冲突

县居是姚合重要的政治生存和文学创作的空间,姚合在从政早期先后任武功、万年等地的县吏,创作了大量县居诗。我们通过对其县居诗的分析探讨,可以看到姚合在县吏阶段面对仕途和隐逸的内心矛盾,从而产生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上的仕隐冲突。这种心灵冲突的生成不仅与吴兴姚氏家族、个体本性、时代精神有关,也与其内在的儒道矛盾有密切关系。     

浅议吴文英词中仕与隐的思想

从吴文英的具体作品入手，分析词人“仕”与“隐”的思想。吴文英一生虽非仕非隐。但“仕”在吴文英思想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词中表达的痛苦往往与作者不能实现人生“怀抱”的愿望相关。     

论孔孟儒学的仕隐观

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新兴士阶层崛起,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面对无道的社会现状,立志弘道的士阶层产生了仕与隐的矛盾,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最为典型。本文以《论语》和《孟子》中有关＂士＂的论述为依据,详细阐释了孔孟儒学中的仕隐观。     

漫议唐代新兴士人择偶观念的变迁

以崇重攀附世族大姓为质核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定型于魏晋六朝时期。唐代中叶以前,新兴士人在择偶观念上仍看好旧族大姓。中唐至晚唐,在新兴士人中逐步确立了“郎才女貌”和“姻缘前定”的观念     

唐代士人推崇谢安探因

东晋宰辅谢安以其卓越超群的政治才能和独特多姿的性格魅力,成为中国历代文士津津乐道的人物。唐代士人肯定谢安的隐逸,赞赏其弃隐入仕的行为,钦慕其东山携妓的风采。唐代士人对谢安的推崇,既受传统隐逸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亦与唐代的社会生活、时代精神有关。了解唐代士人推崇谢安的原因,有助于我们认识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     

论苏轼《和陶诗》仕与隐的思想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谓＂雄视百代＂,其诗在我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贬谪期间艺术创作的精华,体现了苏轼仕与隐的思想。《和陶诗》标志着苏轼的创作风格由豪放恣肆转向冲淡平和。在对陶渊明诗歌继承、创新和传播方面,苏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隐”与“仕”的交织——论卢藏用的思想

卢藏用是初唐时期“方外十友”的成员之一,他由隐而仕的行为与盛唐人为仕而隐的特殊隐逸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当时人对他走终南捷径的做法评价不高,甚至带有嘲讽的口吻。卢藏用交游甚广,与陈子昂、宋之问等人均是好友,同时他十分赞同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因此通过文献记载及其诗文的研究,对卢藏用的复杂思想作一分析。     

“朝隐”与齐梁士人园林文学创作

"朝隐"由东方朔首倡,扬雄定名,是我国古代隐逸文化的重要命题之一。经过东汉、魏晋士人的发展,"朝隐"的范畴逐渐扩大,同时与新兴的士人园林有了极密切之关联。齐梁是"朝隐"理念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由于其时文学及园林的繁荣,齐梁士人园林文学作品展现出士人、"朝隐"、园林三位一体的圆通形态。唐代白居易在"朝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隐",并对后世士人园林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     

管宁“清声远播”与“不为守高”之悖论探析——兼谈汉末魏初士人的仕与隐

汉末魏初高士管宁以清虚自守、激浊笃行而清声远播,同时,他又受到来自上层统治者的调查,并得到不为守高的另一种评价,帝王对其的征用与犹疑是这一悖论产生的深层动因。面对仕与隐、生与义的传统命题,以管宁为代表的汉末魏初士人开辟了一条隐身民间以行义的新路径。     

苏轼词中的仕隐矛盾与自我化解

仕隐矛盾是困扰苏轼人生的一大问题,也是其词中所表现的一大主题。在此二难选择中,苏轼既执著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又始终怀有强烈的的归隐情结,并最终以“心隐”的方法对这个心理问题进行了自我化解。     

试析郑谷仕与隐的矛盾彷徨

以一首《鹧鸪》诗被人雅称“郑鹧鸪”的郑谷,是唐末宋初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诗人。置身唐末昏暗动乱时代,郑谷既无法实现济世理想又难以真正高蹈隐逸。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彷徨,使他只好醉心于诗歌。把诗歌作为科举“成名”的工具,走上为科举而科举之路;把诗歌作为后世“垂名”的工具,试图通过诗歌实现儒家“立言”的人生价值观。同时又通过终生吟诗赋诗、结交僧侣逃避在诗歌王国、禅静世界中以求暂时的解脱。文章结合唐末世风、诗风,指出郑谷既无法实现济世理想又难以真正高蹈隐逸的矛盾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