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地方法治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与实践路径

法治建设不仅包含中央政府对全国法治的顶层设计,还包括地方各级政府的法治构建。由于"地方"的区域性、基层性、自主性和差异性等基本属性,地方法治建设不仅已成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实践性最强、基础性最广、地方自主性发挥空间最大的部分,也已成我国法治建设中可能性最多,差异性最大的部分。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着力点,地方法治社会建设应具充分的发展空间,为此,我们要在符合中共中央作出的我国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的前提下,在维护我国法制统一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重塑地方社会的治理模式,通过法治和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共同运用,实现地方治理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实现地方治理权力在政府、社会团体、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重新分配。这种路径的设置不仅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的重要指示精神,也将为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     

论法治治理必要性的三重维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这标志着中国依法治国进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无论从中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角度看,还是从全球治理的现状,以及从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逐渐实现法治治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要发挥法治在推动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都要推动法治治理的进程。最重要的是,中国法治治理进程的推进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之意。通过法治方式的实施保障基层社会长期稳定与繁荣。     

实现和谐世界的国际法治途径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和谐与法治的理念是融会在一起的,实现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法治途径。广义的法治包括政治与法治,国际法治从法律上说是指当代国际法体系建设;从政治上说就是“全球治理”;政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均落实在联合国改革上。因而建设和谐世界的法治途径包括完善当代国际法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和推进联合国改革。这也是中国参与和谐世界建设,并力争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途径。贯穿这三方面任务的一个共同原则是要维护和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法治思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和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思维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使国家治理体系更成熟、更完善、更科学,治理过程更透明、更公平、更有效。因此,应从法治思维、法治精神、法治方式出发,不断推进治理体系法制化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于加快推进“法治焦作”建设的研究

公共法律服务是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提高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依法行政尤为重要。当前,焦作市通过整合律师、公证、法治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了公共法律服务,但在开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公共法律服务助力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仍未得到有效发挥。通过对焦作市公共法律服务现状进行研究,提出优化公共法律服务的对策,助力“法治焦作”建设。     

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善治

政治文明与善治都是人类在探索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有着从政治文明到治理、到善治、再到政治文明转变的内在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治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于治理理念对原有政治体系的冲击,它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些矛盾,表现在参与主体、法治基础、公共服务、政府管理和信息公开五个方面。所以,要实现政治文明就应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建立一套部门运转协调、社会法治健全、服务公平全面、管理以人为本、信息公开透明的善治体系。     

论习近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法治思想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这是继上个世纪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所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发展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国家建设又一项战略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体系宏大的系统工程,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路径和党的治理方略将成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对此,习近平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将发挥深化认识、统领思想、规范行动的强大引领作用。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教育法治

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不仅是教育法治在现阶段发展的法治背景,也对教育法治提出要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相契合的要求。目前我国的教育法治已经呈现出成体系、有理念、有机制和有成效等特征,但仍然在教育规范位阶、教育法治理念、教育法治实施和教育法治定位等方面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难以契合。而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野下,教育法治应当具有以人民性为本位、以法律体系为依托、以开放性为运作逻辑、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以国际化为视野等内涵。因此,教育法治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应构建具有整体性的规范体系、以司法引领的实施体系、正式的监督体系和社会性的保障体系。通过理清教育法治与宪法的关系、制定教育法典、在教育法治中坚持法律优先、确立教育治理的地位等方式,实现教育法治体系的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探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新形态,以区域治理、基层治理和协同治理为治理手段,基本特征表现为治理结构的层级性与传递性、治理原则的适度性与合法性、治理手段的科学性与多样性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在顶层设计上谋划整体布局,在具体实践内优化具体举措,在制度推进中夯实法治保障,全方位探索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以教育督导推进校外培训长效治理

教育督导是我国基本教育制度之一,具有法治性、专业性和群众性的价值属性。发挥教育督导在校外培训长效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在结构性协调、制度性协作、程序性协助上系统发力,进一步达成治理主体共识,明确主体治理职责,构建分阶段治理闭环。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而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治理体系滞后、治理法治观念落后、缺乏专业治理队伍、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问题,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体系,培养创新人才、建设专业队伍,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引擎"作用是摆脱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策略选择。     

论高校学生工作中的正当程序原则——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正当程序的核心思想是“以程序制约权力”和“以程序保护权利”。高校学生工作应贯彻正当程序原则,自觉实现治理转向,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实现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当程序原则发挥了价值导向、制度保障和自我规范作用。     

论网络政治参与治理的三大原则

网络政治参与治理,必须坚持三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要求政府必须切实保障公民平等的网络参与权,善于利用网络广泛听取民意、充分汲取民智,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民主化管理;法治化原则要求提高网络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增强网络执法力度,强化网络法治文化建设;有序化原则要求网络企业和网民加强自律,同时也要求政府强化自身治理和网络治理的能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支撑及创新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战略抓手。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水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支撑机制。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演进、发展进行回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比较,结合乌兰察布市治理实践,分析了当前社会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构建与保障机制,旨在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实践路径。     

法和习俗协调及其实现的路径探寻

习俗在实践领域事实上发挥了规则的作用。建设法治过程中,法治目标须参照习俗而改造之;乡村治理法的制定,须尊重习俗而有所创新;法的实施,应利用并引导习俗。     

良法善治：新时代高校治理现代化的理想图景

教育法治既是健全高校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载体,也是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和关键策略。当下高校治理现代化正在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过渡转换,其中面临着法治理念的模糊认知、法治体系的有限适用、法治意识的构造缺失等现实困境。推动和实现新时代高校治理法治化,要坚持以顶层设计来定位法治、以系统集成来布局法治、以循法而行来厉行法治,推动高校法治工作从有法可依走向良法善治。     

医药领域腐败治理的制度逻辑——基于国家治理法治化视角

近年来,国家针对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大力开展集中专项整治,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也仍存在一些治理难题。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依托在于法治。从国家治理法治化结构和过程的角度看,医药领域腐败治理至少要面对三个层面的困境：在法治国家建设层面,医药领域法治工作基本格局亟待完善;在法治政府建设层面,医药领域行政管理部门法治化治理能力亟须增强;在法治社会建设层面,医药领域法治社会氛围亟须培育。为摆脱这一困境,党政机关、社会等多层面需要共同协作,以提升我国医药领域国家治理法治化的水平和能力。     

论教育治理法治化

法治蕴于教育治理的始终是合理释放教育自由空间与有效规范教育秩序的逻辑旨归。教育治理法治化的价值意涵在于确保教育治理迈向正义公正的场域,促进教育治理理性制度的生成,加快多元主体间共治目标的实现。然而,在推进教育治理法治化进程中也面临着教育法制不健全、缺乏权威性,教育治理结构脆弱,教育法治观念淡薄等现实困境。立法的加强、新结构的构建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应成为实现教育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     

中小学法治文化建构与培植路径探析

中小学法治文化既是中小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法治文化的类型之一,是推进中小学依法治校、提升中小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和发挥学校“育人”天然职能的必然要求.中小学可以从学校制度法治、主体观念法治和主体行为法治三个方面着手,建构和培植具有校际特色的学校法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