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玮：我不是“无冕之王”

也许是我好管闲事的性格造就了今天奔波忙碌的记生活。为了工作。常常早出晚归。八小时之外还思量着公事，于是成了单位有名的大龄女青年；为了抢新闻，我经常忘记自己是个柔弱女孩。家人的抱怨和工作的辛苦都不算什么，最怕的还是在一些地方和别人聊天．别人都会戒备地看着我问：“你没有在录音吧？”甚至还有人掀开我的包检查，天哪!这样的事情碰上还真叫人头皮发麻。但是说来也怪．这些不安和尴尬一到采访现场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平时逛街，我总是习惯性地带上采访工具，好像漏过一条好新闻就像犯罪一样。     

采访不用录音机

“你采访时用录音机吗?”《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回答别人提出的这一问题时说:“我不用,太麻烦了。整理录音太费时间,我每天采访的工作量很大,实在没有工夫去整理它,整理一次录音比采访所花的时间还要多,我就用一个小本子记下要点,这样很方便,发稿也快。”巴特菲尔德是一个有丰富采访经验的记者。在谈到采访技术时,他说采访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预先做好研究,心中有底,知道还缺什么     

“冷门”多产“热门货”

有一次,我到北京市海淀区采访,在一户菜农家里吃饭。餐桌上,摆着几样菜,都是当时市场上缺少的。我问:“你这鲜菜从哪儿来?”他说:“自种的——我是专种‘冷门’菜。”他进一步说:“别人都种大白菜时,我种的是细菜;当众人都种细菜时,我还适当种些粗菜。这样,拿到市场上就成了热菜,卖     

要善于“套近乎”

“套近乎”一词不乏有些贬义,但在采访中,它还挺管用。初学采访时,我不善于“套近乎”一找到采访对象,掏出本子就提问。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1980年,我参加地方新闻集训班。在上采访课时,老师给我们讲斯诺夫人海伦·福士德·斯诺的采访经验,使我深受启示:1937年4月,她第一次到延安去找毛主席采访,一见面就从笔记本中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毛主席说:“我早就从这张照片中认识你了。这是斯诺给你照的。”这样一“套近乎”,使她和毛主席象老朋友似地交谈起来。1978年,她在西安采访王震,见面就说:“我记得我们俩是同年的。我在延安的时候是28岁,现在72岁了,你是不是72岁呢?”又是一个“套近乎”,不仅把她和王震自然地联系起来了,而且一下就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在“七分采”上下功夫

“七分采,三分写”是新闻写作的正常现象。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容易犯“重写轻采”的毛病。回想我初搞新闻写作时,就不大重视采访,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以为采访嘛就是走出去,看一看,问一问,搜集几个事例,把它笔录下来,然后就回到办公室匆忙执笔,关门“造”文。这样,虽搜索枯肠,绞尽脑汁,但仍难奏效,终究常常是逃不出夭折的结局。后来,我总结教训,自觉地实行“倒三七”,着力在“七分采”上下苦功。业余作者总是从“业”之“余”之中挤出时间搞采访的。就这,采访前我也要花时间作充分准备,它包括明确采访目的,熟悉采访对象,学习有关政策,准备一些问题,设计采访方案等。这样做就大大地提高了采访效率,减少采访的盲目性。另外,我还逐个研究每位访问对象的心理,提高访问的针对性。为了采写(杨苹莉搭拐杖读完高中》一文,我精心设计方案,先从侧面了解促使她带着伤残而不辍学的有关情况,又先后采访了该生读过书的两所学校以及其父母和弟妹。“磨刀不误砍柴工”。由于采访工作做得比较扎实,给写作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当晚我就     

记者的现场意识

眼下,网络新闻、大报小报满天飞,不少新闻转载来转载去,到最后甚至于面目全非,不仅扰乱了人们的视听,还搅乱了新闻环境。于是就有人讽刺说,时下记者写新闻真可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与之相反的是“人民记者”穆青在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却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每次下去采访,面对别人准备好的汇报和材料,他总是说:“我是记者,我愿意自己去看看。”革命先驱李大钊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忠实地记录历史,真实地再现生活,谱写时代的主旋律,这是记者的天职。作为记者,我认为新闻“三贴近”不仅要做到“零距离”报道,关键…     

丢掉主观的“框框”

最近我在江苏淮阴市赵集人民公社采访了一次,写了一篇题为《从实际出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通讯(见三月七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这次采访,使我深刻地体会到:采访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用主观的“框子”硬套。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又搞了很多年的农村采访工作,有些事情无需细问,就可以想像得到。因此,在采访的时候,常常以“想当然”的态度,用主观的“框子”,去硬套客观的材料,“框子”以外的材料,就不闻不问了。     

好“点子”哪里来?

俗话说:“百艺好学,一巧难得。”文章千般,法路不一。但一篇叫得响、对人有启发的新闻,却都与它的“点子”好关系很大。我体会到,点子就是“立意”。搞新闻工作就应点子多、点子新。我自己开始搞新闻报道的一段时间内,在采访时头脑里跳不、出好点子,常常是两种情况:一是到了现场,如同进了“仙山”,看到遍地都是宝,而失去了选择的能力,事不分巨细,“材”不问新旧,连包带揽;二是到了采访的单位身在宝山不识宝,这也看不上,那也瞧不起,采访到结束却从“宝山空手归”。自己总结了经验教训,虚心向别人学习,在抓点子上才有了一些收获。     

“养兵千日”建“三库”(上)

为了搞好新闻采访只作临时性准备还不够,还需要作些基础性准备,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基础性准备,即通过日常的积累为新闻采访工作打根基,并非单为某一次具体采访任务而进行的准备,这也是有事业心的记者和通讯员不可忽视的一项准备工作。倘若记者或通讯员工作伊始,就重视这项基础性准备工作.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可     

稿件的成败在于深入采访

一篇稿子能不能成功，当然与谋篇布局和文字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看能不能深入采访。有人说“深入采访是成功的一半”，我以为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也许有些偏激吧。 　　深入采访就看你 是否挖出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现在的一些记者到一个地方去采访，常常是随便问一问，要上几份材料就打道回府，这样怎能写出好的报道来 ?根据我自己的实践，我总要挖出别人不知道的材料才结束采访。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文学创作上的例子。著名的法国大作家莫泊桑年青时曾拜福楼拜为师。他向福楼拜请教时，福楼拜讲了这样一段有见地的话：“如果…     

功夫在“腿”上

我写的第一篇新闻：《战士高学庆带伤救人风格高》，发出不到一星期，就被报纸采用。这使我体会到，是功夫下在“腿”上的结果。那天，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了高学庆带伤救人的事迹，便立即决定去采访他。营房在山上，天又下着雨，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去，却扑了个空，他们全连外出施工还未回来。我等了两个多钟头，直到晚上八点多，他们才回来。在采访过程中，我得知高学庆所救的群众还有人在驻地医院治疗，第二天我又徒步20多里赶到医院了解情况，并又两次上山找高学庆采访。由于跑的地方多，采访细，稿子写、登都很顺利。看来，搞新闻报道工作…     

榕城五日留下的思念——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柏生印象记

她60多岁了,还迈着匆匆的脚步在祖国大地上辛勤地耕耘。邓拓曾给她赠言:“万里云山如画,千秋笔墨惊天。”她就是《人民日报》记者柏生。 4月的榕城阴雨连绵。柏生匆匆地从鞍山回到北京就匆匆地来到福州参加全国晚报评选活动,结束后又将匆匆地赶往皖南讲课。“还有5天时间,咱们采访几个吧。”听她这么一说,我欣喜若狂。能和这位高级记者一起采访真是三生有幸啊。我按捺住激动:“走吧,先到闽江宾馆住下。”“我不住宾馆。我从来都是到哪儿采访就住在哪儿。上次采访卢嘉锡也是住在物构所,这次就住你们公司吧。”这突如其来的一席话,我感到茫然,看来再说是没有一点用处的。我急忙挂电话让公司收拾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几平方米的斗室,一架单人板床、一张简易办公桌,一对木沙发,几乎占去了整个空间。没     

把好数字关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报刊还是广播电视,失真的现象时常发生,其中数字失真的问题较为突出。记得有一次,一位通讯员写了一篇某乡搞好养老保险工作的稿子,稿中提到这个乡每月发给60岁以上的老人200元养老金。因此县此乡都较贫困,我便问作者这些钱是否每月都能及时给老人兑现,经过核实没有。这一问作者慌了神,吞吞吐吐地说:“我是从县里听别人说的,并没亲自到这个乡去采访,要不保险金就改成100元吧,这样更保险些。”还有一次,我收到了这样一篇通讯员来稿,稿件写一位农村青年通过自学掌握医术,悉心为乡亲们防病治病的事迹也较为突出。但感到不足的是,稿中主人翁自学的情况交待太少。为了补充这方面的材料,使主题更深刻,我接通了这位“老”通讯员的电话。当我提出问题后,他那边开口就说:“这还不好办,你就给他写上自学过《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吧!”说完又补充道:“你看这些行     

“我的脚干嘛去了”

前日几个老记聊天,老资格的李总说了个笑话:某晚报一位年轻女记者被指派到附近农村采访一条新闻,磨磨蹭蹭还没动身。领导就问:“为什么还没去?”她若无其事地回答:“等办公室派车,说要明天才有！”领导有点不高兴了:“人家在等呢,就这么三四公里路,没有车那你的脚呢,干嘛去了?”女记者有点脸红:“是啊,我的脚干嘛去了呢?” 这是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 “我的脚干嘛去了?”人人皆有一双脚,就好端端地长在自己身上,人就靠它撑着站起来和走路,干嘛去了呢,不可思议吗?     

从“碰上的两个半新闻”谈起——记者要随时保持职业敏感

这两年,我因为做夜编工作,没有机会出去采访,但是也写过报道。稿件见报后,就会有同志问:“怎么,你最近出去啦?”我总是回答说:“不,没有,是碰上的!”两年之中我碰上的值得报道的事情有三件。两个报道是我自己完成的,第三个是我让别人完成的,因此就姑且称之为“碰上的两个半新闻”吧。     

杨华：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在现场——真诚无敌 在现场．可以带着采访目的流于形式．也可以带着思考去深度挖掘。这两者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但后者需要的是激情与投入．而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久了．驾轻就熟就会形成惰性。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一干就是23年多的杨华．为了保持新闻人的激情．始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谁？”看清楚别人不容易,认识自己就更不容易。但新闻人最重要的是在现场永远保持“知己知彼”的清醒。     

记者的责任

虽然在媒体工作也不少年头了，但是上全国“两会”采访却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拿到报道安排后，不由得心一沉：任务好重，而且给我安排的是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别，是一个我从来就没关心过的领域。没办法，我只好拿出笨鸟先飞的精神来，政协会议还没开幕，我就已经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采访。     

学会不当外行

记者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当。成为浙江日报的一员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每一期经济周刊都要出一个主题专版,一开始我沉浸在“能写大文章”的喜悦之中,却忽略了“要写出好文章”的艰难。后来才知道,6000字容量版面的背后是不停地奔波和采访、不停地酝酿和修改。四处出击之后,我发现初入新闻圈后感到最难的大概就是想挖到别人没有的信息、获取别人未亮出的观点。因为每一次采访,我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行家,在他     

剽窃者的哲学

有人在新闻报道中创一奇迹:不见被访问者而竟写出了“专访”。诀窍是:把别人采写见报的报道照抄一遍,署上自己的名字,就成为“我写的”专访。不花费很多时间,不用跑腿,也勿需动脑子。“妙哉”,“妙哉”! 登载在本年7月7日《河南日报》二版上的《黄河问题大意不得——访地质水文专家王涌泉》,就是这样的“作品”,张文郁就是这样的“作者”。可惜,文中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均不买账,严肃地提出了意见。王涌泉同志郑重声明:“我不认识张文郁,张根本没采访过我”。一查资料明白了,原来张的文章是1985年12月30日《世界经济导报》一篇访问记的翻版。那篇题名《明年起黄河的治理大意不得》的文章,是该报记者阮江宁采访后写作的。     

深入一线抓“活鱼”

我是一名军队转业干部,在部队时喜爱新闻写作,多次被军内外有关新闻单位部门评为优秀通讯员。 去年9月中旬,我转业到武汉市市容环卫局工作,虽然工作岗位转换了,但“摇笔杆子”的信心没有变。为了很快进入工作角色,人一到局里就注意查资料、问情况。去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利用2天时间来到马路上采写清洁工人,来到公共厕所采访粪便清运工,来到市市容环卫监察大队询问节日执法情况,在电话里还采访了一线清扫队负责人,从采访中抓到了不少新鲜的“活鱼”,将素材写成消息后,先后被《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