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宫体诗概念界说

<正> 梁陈宫体诗(以下简称“宫体诗”)概念之界说,实乃宫体诗研究之关键所在.尽管自六十年代后期学术界对其狭义界说屡有质疑,然宫体即艳体之观点仍影响较深,没有出现突破性进展.欲深入探讨宫体诗概念界说,实应寻本究源,还其本来面目,才能为宫体诗研究打开缺口,并有利于向纵深方向发展.欲作较为科学、客观之论证,笔者拟从狭义说质疑和广义说试论两方面试加探讨.     

浅论梁陈边塞诗兴盛的原因

“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带来了梁陈边塞诗的繁荣。具体说来，一是追求“情灵摇荡”的悲怨情感强度是诗人共同的审美心愿，而这一审悲快感则是民族审美心理积淀的结晶；一是“趋新求变”的时代风气感召着诗人。此外，“北歌南传”和“北伐战争”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论宫体诗的形成

宫体诗以其形式化的外在以及华丽淫靡的内核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所诟病。这类诗歌的产生原因可分为诗歌本身发展的结果和外部社会环境催生的产物:声韵对仗等诗体形式的成熟为宫体诗的形成提供了格式上的支持;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南朝民歌的浸淫和渲染成为宫体诗的壮大和发展的社会因素。     

论宫体诗的形成

宫体诗以其形式化的外在以及华丽淫靡的内核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所诟病。这类诗歌的产生原因可分为诗歌本身发展的结果和外部社会环境催生的产物：声韵对仗等诗体形式的成熟为宫体诗的形成提供了格式上的支持;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南朝民歌的浸淫和渲染成为宫体诗的壮大和发展的社会因素。     

宫体诗与近体诗

五言近体诗体式的确立在唐代，迄今仍是权威的论诗作和学批评作中的定论。这种定论。是违背中国诗歌发展实际的。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对宫体作家创作的过分贬抑和轻忽。大量事实证明，五言近体诗体式的确立的时间是宫体诗创作兴盛的时代。     

萧纲与宫体诗

宫体诗是中国诗歌史上华美的一页。宫体诗不仅形成于乱世帝王——萧纲的宫廷,而且宫体诗讲究格律、辞彩华丽以及追究声色描写的艺术特色都与萧纲的宫廷教育背景、诗歌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甚至于宫体诗的后来的声势渐大都与以萧纲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系列文学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弘正与梁陈玄学

周弘正为梁末玄宗之冠,梁陈时期许多文士投其门下学习玄学.以周弘正为中心的玄学群体注疏"三玄"并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玄学聚谈活动,其弟子及再传弟子代代相因,有力地推进了梁陈乃至隋唐玄学的发展.     

萧氏父子与宫体诗理论

梁代宫体诗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过程,而萧衍及其子萧统、萧纲、萧绎与这个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总的来说,萧纲和萧绎乃宫体诗的旗手,提出过宫体诗的重要理论;而萧衍和萧统对宫体诗理论的产生则有铺垫之功。     

司马相如的拟作与汉赋之定型

囿于对模拟的偏见，笼统的否定司马相如模拟之赋作的价值，这往往会抹杀司马相如对汉赋定型的贡献。司马相如赋作正是通过对屈原与宋玉作品的模拟，逐渐脱略了散文的特征，形成了赋的主客问答体式，以铺陈为体现赋之文体特色的表现手法，凸现了汉赋“丽”的形式特征，形成一种非诗非骚也非散文的赋体句式。充分关注拟作，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的文学史线索。     

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与宋人词选的兴盛

词选,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兴盛于宋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宋人"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宋人代词选的兴盛,与此有密切联系.     

辞赋遗传与宫体诗新变

在中国文学形式中,赋是诗的一个旁支,在历史的演变中此消彼长,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辞赋在两汉四百年的流行过程中一度打压了诗,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主体样式,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作者通过对战国以来辞赋和宫体诗的文本解读,探索宫体诗在新变的过程中,如何汲取赋的因素和资源.用写赋的方法写诗,重视"铺排",力求"形似",忽略比兴.在内容、结构、语汇、风格上,使宫体诗成为最具辞赋意味和写作方法的诗歌,而新变后的字法、句法、对偶等形式美学,便成了唐人五言绝句和五言律诗的先驱.     

萧氏父子与宫体诗理论

梁代宫体诗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过程，而萧衍及其子萧统、萧纲、萧绎与这个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总的来说，萧纲和萧绎乃宫体诗的旗手，提出过宫体诗的重要理论；而萧衍和萧统对宫体诗理论的产生则有铺垫之功。     

花间词与宫体诗比较论

富体诗以其风格绮艳、内容涉淫,长期为人所诟;花间词亦因铺锦列绣、倚红偎翠,难免放佚之名。于是,花间词继六期宫体之余绪,代表着一种颓靡的文学风气,似乎成了不可移易的结论。本文拟通过它们的对比,提供几点不成熟的认识。     

论宫体诗的产生与评价

在我国南朝梁陈时期,诗坛上风靡一时的是宫体诗。宫体诗是上层统治者点缀生活之作,其价值是不高的。然而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在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必定会留下自己的影响,所以对任何文学现象都不应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对宫体诗也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并对它们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文体学视野中的萧纲与宫体诗

梁简文帝萧纲的文学思想中一个显著的方面是注重文学的艺术形式美,并以其地位的特殊而影响当时众多的文人,使宫体诗的声律、对仗更加趋于成熟,是律诗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论汉魏六朝审美意识的转变与骈文的形成、兴盛

从汉魏六朝的审美意识的转变出发，认为骈文的形成与兴盛和汉代崇尚的高大美、魏晋南北朝崇尚的纤柔美有密切的关系。高大美向纤柔美的转变正是骈文由形成转向兴盛的过程     

拟作与《文选》选录标准

<正>《文选》之辑,体大思精.世听公认,风格沿袭,流别意指,则见仁见智,各执一说.故章学诚之《文史通义·诗教》下云:“《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弹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浏览诸集,孰是深窥有得者乎?”可是“流别”“意指”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颇令人费解.清人刘师培之《文说·耀采篇》第四云:“六朝以来.风格相承,刻缕之精,昔疏而今密;声韵之叶.旧涩而新谐.凡江、范之弘裁,沈、任之巨制,莫不短长合节.追琢成章.故《文选》勒于昭明,屏除奇体;《文心》论于刘氏,备列偶词,体制谨严,斯其证矣.”申叔之论,较实斋有很大进步,然细考之,仍显简括有余.阐述不足.今人所论.或侧重于文体划分标准之探讨,或侧重于“沉思翰藻”、“文质彬彬”标准之界说(1),然于《文选》本体选录标准而言实仍有深入探究之必要.本文拟从拟作与《文选》的内部选择标准入手,拟图从试作与《文选》之间的内部联系拟作评述关键与《文选》选录之得失诸角度试加探索,以请教于诸位专家.一、拟作与《文选》选录标准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文选》影响之大.于诸家中无与伦比:先哲后进.咸资准的.为历代学人必读之书.而拟作之法自古及今即众说纷纭,甚或迭遭非议.建国之后,拟作更因其缺乏“人民性”、“时代性”而屡受“形式?     

略谈梁陈时期七言诗的发展

通过对梁陈时期七言诗发展状况的评述,指出梁陈时期不但产生了数量丰富的七言诗创作,而且此时的七言诗歌创作在诗歌格律上也有着诸多讲究和开拓,对后世七言诗,特别是七言律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魏晋论体文兴盛之内部动因

论体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在魏晋时期达到鼎盛,流传于今的作品就达200多篇。其时,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与书信的第四大文体。魏晋论体文兴盛的内部动因主要体现在其时＂论无定检＂的局面的形成,使文士的思想自由发展,思维素质得以提高。在立言不朽的创作动机激发下,创作论体文能够使文士的自我价值得到体现,因此选择了＂论＂这种最适宜表达思想的文体进行创作。     

摭谈宫体诗的功与过

"伤于轻艳"的宫体诗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然而它的确是功大于过的。它对于五言律诗的完善、七言诗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诗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诗歌所使用的意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