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渔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以浙江宁波地区为例

宁波地区之渔业合作事业,为浙江渔业合作事业之发轫。抗战前既有东钱湖外海渔业捞捕兼营合作社等渔业合作组织,但渔业合作事业尚不兴盛。战时渔业经济又惨遭敌伪蹂躏,渔业合作事业饱经挫折。抗战胜利后,依靠联合国之援助救济,及国民政府之倡导扶持,渔业合作事业始见复苏,并日渐昌隆。然而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随着1949年宁波易手,境内之渔业合作组织遂陆续终结。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渔业生产,改善了渔民生活,开渔民社会现代合群结社经济思想实践之先河。     

学校生活

南昌县塔城公社渔业大队为方便渔民子女入学,办起了学生食堂,解除了渔民的后顾之忧,保证了适龄儿童全部入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渔业大队党支部根据渔民流动性大,常年在外捕捞,其子女在校读书“吃饭难”的实际情况,拨出专款九千七百元,办了一所学生食堂。食堂工     

抗战前华北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业务活动述略

华北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冀察两省主要官方合作指导机构。自1934年至1937年抗战开始之前,该会在农赈救济基础上,开展合作指导及农贷工作,具体包括指导互助合作组织、举办合作教育、协助植棉、发放农业贷款等,为华北地区合作事业发展,恢复农村经济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由于其过于追求速度,忽视工作规范性,导致贷款质量低下,各项工作难以持续发展。此亦为当前农业合作事业发展必须要汲取的沉痛教训。     

融通渔业:国民政府渔业银团的创设及运行(1936-1948)

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渔业危机,实业部于1936年4月提出设立渔业银团的构想。作为专门致力于渔业放款的银团组织,渔业银团设立的初衷是仿效农业贷款成例,将款项重点贷放于各渔业合作组织,达到融通渔村金融、改良渔民生计的目的。但由于战后渔业从业环境及渔业金融环境的变动,银团放款经历了由战前以"间接贷放"为主向战后以渔业公司、水产工厂为主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巢湖流域渔业发展困境及应对（1949—1957）

渔业经济是巢湖流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巢湖渔业资源丰富,是安徽省内重要的渔产区,拥有较为庞大的渔民群体。新中国成立前,巢湖流域渔业发展面临生产分散无序、渔民生活艰辛以及水面治安混乱等诸多困境。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渔业的发展,通过开展以清匪剿霸为核心的民主改革、推进合作化运动以及提高水产养殖技术等措施促进巢湖流域渔业的恢复与发展,调动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渔民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巢湖的探索实践成为早期安徽渔业治理的典型。     

兴办渔业绿证教育

兴办渔业绿证教育佳友黑龙江省林口县水产局狠抓渔业绿证教育，提高了渔民的科技素质，促进了科教兴渔事业的大发展。这个局认真分析了林口县前些年渔民发展养鱼缓慢、效益低的原因：一是渔民的科技素质不高，仍沿用传统粗放的养殖方法厂是水产科技人员少，技术指导不到位...     

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几个问题的探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市场主体的新兴力量,是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体农民(农户)进入商品经济的市场并得到保护的中介组织,目前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滞后,致使其种类繁多,组织不规范,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农民利益难以得到真正保护。本文通过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范围的明确,界定了其法律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休闲渔业在渔民转产转业中贡献的调查报告——以浙江省为例

通过对渔民转产休闲渔业背景的分析,指出休闲渔业旅游是渔民转产转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并着重调查了休闲渔业旅游在实现渔民转产转业中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探析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其他地方大致同步,但也有其自身特点。“防区制”时代,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力量的介入,四川合作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川政统一后,通江、南江、巴中等“剿匪区”的农村善后催生了大量的合作预备社,四川农村合作运动得以初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农村合作社数量的急剧增长,农村合作运动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抗战胜利后,四川农村合作运动仍旧保持着一种惯性的发展态势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终结。     

抗战时期广西农村合作事业发展探析

抗战时期,桂省政府通过成立领导机构、设立合作组织、加强宣传和人才培训、大力推行合作贷款等措施,加快农村合作事业的推进步伐。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合作事业具有显著的特点,在促进荒地开垦、打击高利贷、实现耕者有其田、增加农业生产、支援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人才缺乏、重量不重质、合作机构各自为政等问题。     

抗战时期绥西的合作农场

抗战时期绥西合作农场,作为民生经济合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办源于1940年绥西的土地整理。当时,绥远省政当局为增加战时生产以配合军事胜利,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经土地整理丈余公田及取缔包租转租的蒙地。五十顷以上者交由省合作事业处组建合作农场经营。这一举措既促使绥西的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又为抗战能得以坚持提供了经济保障。然其依旧是一个农村经济革故鼎新进程中的量变阶段。     

中国共产党与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齐齐哈尔地区成立了组织,江桥战役中,共产党组织、宣传反对日本入侵,拥护马占山抗战到底,对江桥抗战起着鼓舞和推动作用.江桥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号召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初步尝试,开创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先例,为以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江桥抗战的伟大战绩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组织群众等基础工作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在江桥抗战中的历史作用不可磨灭.     

从新制度经济学看我国渔业补贴制度的变迁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渔业补贴制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现的,发展至今在增加渔民收入、提高渔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维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笔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我国三十多年来渔业补贴制度的变迁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变迁的动力来源于制度供求不平衡下的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得出政府应该借助外部力量以应对来自渔业领域内个人和组织的"过剩的"补贴制度需求等结论,对解释我国渔业补贴制度的变迁及指导其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宁波海洋渔业发展现状与优化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对宁波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在宁波应做好海洋牧场的建设,保障宁波用海资源;现代海洋渔业发展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并重;开拓远洋捕捞业,调整海洋捕捞作业结构;积极发展海洋休闲渔业,推进休闲渔业产业化,以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社会化小农”视角下的农业合作组织

文章以河南省Y村为例分析探讨了该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引导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综述

理论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研究经历了从介绍国外合作社理论与实践,到思考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路径,再到目前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问题的历程,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日益丰富。这些理论成果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指导意义日趋显著。     

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

安徽省是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先进省份之一。1926年以后,安徽农村经济走向破产,特别是遭受1931年的特大水灾,使之成为慈善团体救济和进行合作实验的重要对象。从1934年至抗战前夕,在省合作委员会的主导之下,合作运动发展迅速,收效显著。抗日战争时期,运动服从和服务于抗战的大局,发挥了战时稳定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盛行30年,遍布全省60余县的农村合作运动是安徽农业近代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资金构成与合作社的“异化”——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考察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合作事业,是在先天不足情况下(缺乏接受西欧式合作经济制度的背景)靠政府强力与银行资本的资助而推进的,因而合作社资金结构呈现出畸形、失衡状态.这一偏颇资金构成促使了合作社的"变异","异化"成为银行资本在乡村的"代理人";政府实施管制经济、控制乡村、整合意识形态等多项政策目标的政治性组织,以及为乡村权势阶层所控制的"新的集团高利贷".所有这些,既有悖于合作社公开、公正、平等基础上"共同经营"、谋社员"共同利益"原则,又未能符合其联合弱者救济贫穷的精神主旨.这种"蜕变"是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秩序恶化、农业经济萎靡和基层政治失控的一种折射.     

抗战时期的杨梅山煤矿

＂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发生后,东北、华北沦陷敌手,南方用煤顿感紧张,国民政府调整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战时经济,以达经济备战之目的。全面抗战爆发,华中等主要产煤区又陷敌手,国民政府发展战时经济所需煤炭受到严重影响,被迫将煤炭开发事业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以纾煤缺。湖南杨梅山煤矿厂应运而生。尽管杨梅山煤矿储量不足与国内及省内其他煤矿相媲,但因其地处湘南,所受战争影响较迟缓,加上便利的粤汉铁路线与之相连,使其在战时特定环境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模式选择

当前的各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哪种形式更符合合作经济的国际准则,同时更能够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合作经济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应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考虑解决该问题的制约因素,明确模式选择中要遵循的“民办”“民管”“民享”原则,分而治之、逐步规范,把当前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成为按照国际规范运作的农业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