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两次为延安大礼堂题字写匾

说起延安大礼堂,它与谢觉哉老人有着一段不解之缘。谢觉哉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五老”之一,在党内外享有很高声望。从1933年开始,谢老进入苏区,跟随着党中央、毛主席历经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谢觉哉一家一直居住在延安大礼堂左边一排的窑洞里。1947年3月7日,中共中央考虑到谢老年事已高,让他跟吴玉章等老人先行撤离延安去山西临县的后甘泉村,他们一家才搬离此地。     

新闻学术著作获奖后赘言

吴玉章奖金1987年10月首次发奖,新闻界有两部学术著作获奖。我为此感到格外高兴。吴玉章是我国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也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他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后来思想急剧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他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抗日战争前夕,他在巴黎创办中文《救国时报》,辗转运回国内秘密散发,在推动抗日高潮中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延安有最受尊敬的“五老”,吴老是其中之一(其他4位是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他愤然逝世。建国后中共中央委员担任大学校长,吴     

谢觉哉新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谢觉哉(1884-1971)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他是"延安五老"之一,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新闻战士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委员等职.     

林伯渠对延安精神的传播与贡献

延安时期,林伯渠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作为边区政府主席,他始终坚持党的政治方向,在艰苦的环境中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延安精神。他的革命思想及人格魅力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张地下报纸──XNCR

一张地下报纸──ＸＮＣＲ马识途１９４７年初，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强迫驻在重庆的以吴玉章老为首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撤退回延安，其机关报《新华日报》被查封，人员也全部被遣送回延安。四川人民一下子陷入黎明前的黑暗中。《新华日报》在当时蒋管...     

《名医臧伯庸和他的朋友们》补遗

正2014年2月贵刊所载《名医臧伯庸和他的朋友们》一文,提及祖父臧伯庸与孙中山、章太炎及于右任之间的关系。去岁该文作者夏瑜(笔名老老夏)先生采访时,我将祖父臧伯庸与于右任之间关系介绍较详,惜其文章或受篇幅所限,或受侧重面所致,未能全述。本人欲再补充一些史实。民国成立前,于右任先生与祖父虽同处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阵营内,但二人并无来往。直至辛酉年(1921年)前后,于右任哲嗣于武在上海突罹急病,非常凶险,于十分焦急。其一名下属(惜忘其名)常求医于祖父,对祖父医术颇     

于光远:图书馆情缘七十载

于老1940年在延安中央青委负责文化工作时,接替胡乔木兼任了中山图书馆主任.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于老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党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图书馆.尽管现在看来,中山图书馆小得不能再小,但规格之高却出乎今天人们的想象.馆长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担任,17位馆理事中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及邓颖超、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还有林彪和陈伯达.毛泽东为中山图书馆捐款300元并题写馆名.彭德怀捐款200元.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曾到馆视察并捐赠图书.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以及重庆、桂林等地的书店和社会团体均有赞助."     

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评奖公告

为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同志,中国人民大学于1983年设立吴玉章奖金基金,2002年更名为吴玉章基金。现任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为李鹏、宋平同志,袁宝华同志任主任。     

知情权:具有宪法地位的基本人权——《知情权的法律保障》的学术创新与理论贡献

几个月前还对吴玉章奖懵懵懂懂,真没想到能获此殊荣。这份奖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点意外、也有惊喜,更是一份激励。感谢吴玉章基金会的辛勤工作,也感谢所有对此书做出贡献的师长和学友。《新闻爱好者》得知我获奖的消息,立刻打电话让我写点感想或对本书的创作与内容作个简介,感谢他们的重视和对学术的尊重,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也趁机整理一下头绪,     

学长征 走长征 写长征——解读寻找“武汉读报女孩”活动

自2009年2月开始,由楚天电台交通广播发起,《湖北广播电视报》、《武汉晚报》、湖北电视经济频道联合推出的寻找“武汉读报女孩”活动,历时一个月。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长征时三过雪山草地的女红军、98岁的王定国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并题写了“学长征,走长征,写长征”9个字。     

抗战时期发生在延安的反特斗争

宝塔山下的“和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时的延安是中共中央驻地,也是我八路军大本营.但在当时,被迫实行联共抗日的国民党政府仍在延安城里设立了一些机构,如“肤施(当时延安的旧称)县党部”、“肤施县政府”.在这种公开机构的掩护下,中统、军统在延安设立了秘密据点,密谋搞反共活动,刺探我党中央情报.     

一份特殊的悬赏条例

<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追寻我祖父叶金波等革命先烈的足迹,我先从本地开始收集史料,继而先后到武汉、上海、南京、兰州和北京等地,分别拜访了我祖父生前战友王平、王义勋、方步舟、刘士杰等革命前辈和原红三师健在将士马光军、万茂孝等,调访我祖父的革命历史,收集我祖父的相关资料,寻找关联档案资料。虽然已过四十春秋,但在我寻找《剿匪区内文武官佐士兵剿匪惩奖条例》时,     

终生难忘的一次执勤

去年五月下旬,我和老伴同去西北旅游,在延安逗留了两天.宝塔山上,导游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1957年,周总理曾回过延安,见到延安还很破旧,老百姓还很贫穷,心里非常难过.他愧疚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对不起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回京后不久,总理便批示拨出专款,在延河上建造了一座大桥.     

烽火硝烟中诞生的解放区电影

荷兰籍世界纪录片大师尹文思,晚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在离开汉口前,我也想,既然我不能亲去延安,我完全可以把我的摄影机交给中国同志,让他们带到延安去工作.这样,经过中共同志的帮助,决定在某晚,将摄影机交给一辆出租汽车内的中国同志.那是深夜,在汉口的一条街上,我看到了那辆出租汽车.当时,我未能看清这个中国同志的模样.我见到他后,急忙把摄影机交给他,同时,激动地低声对他说:“延安!延安!”这位同志点了点头就走了.     

一世得体

每年秋天一到,祖母总是提醒我“该上山看祖父了”。祖父的生日是祖母最重视的日子,即使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了。自父母离异之后我便与祖父母同住,我当他们是我的父母,老人家也更甚疼爱儿女般照护着我。     

一世得体

每年秋天一到,祖母总是提醒我“该上山看祖父了”。祖父的生日是祖母最重视的日子,即使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了。自父母离异之后我便与祖父母同住,我当他们是我的父母,老人家也更甚疼爱儿女般照护着我。     

关于韬奋图书馆

韬奋图书馆是为纪念邹韬奋同志而开始筹备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均保存在上海韬奋纪念馆。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此中经过,常常有人问起而不知其详,今就《图书馆杂志》出版之际,特将韬奋图书馆筹备始末加以叙述,为图书馆事业史提供一份资料。韬奋逝世后,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在革命圣地延安由周恩来、吴玉章、博古、邓颖超等十三位同志发起而举     

记忆里的祖父王献唐

我是祖父在世时他的唯一孙子,起码祖父、祖母是这样认为的。其实祖父在我出生的时候还有两个孙子,他们是我的堂兄,我大爷的儿子,长子王小华,次子王幼华。在我出世的五个多月后,他们就随同我的大爷、大娘一起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949年11月27日,地点是重庆白公馆。祖父一生有四个儿子,长子王振华、次子王裕华、三子王国华、四子王文华。长子王振华、长媳黎雪霜一家四口于1949年11月27日死于重庆白公馆的大屠杀;次子王裕华,未婚,     

司马迁是一位“档案工作者”

1959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亲切接见参加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在与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曾三等档案干部谈话时说:“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要求档案工作者要像司马迁那样,利用档案,研究历史,编修历史,为国家的档案和历史研究做贡献.曾三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与会代表,与会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会后,曾三还分别写信给郭沫若、吴玉章等史学大家,向他们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并请教相关问题.郭沫若回信说,“我倾向于认为司马迁曾经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吴玉章也认为,“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档案工作者”.     

“据点”作风赞

“据点”作风赞杨立川延安时期曾任职于《边区群众报》的名作家柯蓝及老报人谭吐在提及该报的办报经验时，讲到该报从主编到普通记者都在延安各区乡建有自己的“据点”，他们常常抽时间去蹲点。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宣传意图带下去，同时征询区乡干部群众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