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     

庄子“逍遥遊”浅析

魏晋玄学时期,向秀、郭象以"各适其性"注庄子"逍遥遊",虽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但终被支遁"逍遥义"所取代.因为支遁以"乘天地之正"诠释逍遥,正好与庄子"逍遥"本义相合.逍遥遊是庄子理想人格"至人"的精神状态.必须从主观上消除小大、是非、贵贱乃至物我等对立观念,才能实现精神的自由,达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遊无穷"的精神境界.     

“月亮代表诗情的心”

"月",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意象,深受中国文人诗者的宠爱。本文着重讨论了"月"的几种象征意蕴,分析了中国文人诗者对她情有独钟的深层原因,以便于更好地赏析中国古典诗文。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方东树以妙论诗的审美走向

方东树是桐城派最为重要的诗论家之一,其诗论在沿袭桐城派文论道文并重思想的同时,亦体现了重"文",追求审美价值的走向。其中,他秉承古典诗学以妙论诗的传统,主张"用意高妙",强调诗歌之美以善为内核,强调了诗教的美育作用;主张"兴象高妙",进一步从诗歌文学形象这个艺术本质特征的角度,赋予了"妙"字的诗学审美内涵;主张"文法高妙",在体现以文论诗这个桐城派诗论传统特色之中,亦表述有关诗歌章法、词句等方面的审美要求。     

论古典诗歌中哲理的形成与发展

诗的本质在于抒情,但也不乏理趣。即便是那些情味甚浓的诗作,也或多或少地蕴涵着哲理意蕴。究其原因就在于:"诗言志",作为我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是诗中言理的直接源头;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在儒家思想统治之下,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使得诗中言理得以张扬。再则,哲学的浸润使诗歌丰厚了哲理意蕴。这三者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推动古典诗歌中哲理的形成与发展。     

论黄宾虹"笔墨"精神之中庸观

黄宾虹大师的"笔墨"精神,其实质在于其精神内美之中庸文化伦理,其精髓起于"写"中求"意",超意得"神",达"无过之而无不及",使主客体自然融汇为"物我、天人合一".     

言说的激情与退守的理性——论诗人雪潇的诗歌及诗论

雪潇以言说的激情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日常生活"意象系统,又自觉地维护着诗意的言说方式及其言语世界.在文学教育偏重于"史"而逊于文章性情的接受语境中,他通过语言变形、比喻生发、理论阐释等多种方式,探寻诗歌行为与读者接受之间的"交往通道",并藉由读者对"梨花体"诗歌的误读现象,寻求大众与接受、诗题与诗行等关系的"意义空间",从而以退守的方式显现了诗人对"日常生活审美"的理论自觉.     

明清名不副明清,诗歌从此丧魂精——从古诗歌作为音乐文学之角度论其兴衰

音乐魅力之大至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而诗歌如诗骚、如乐府、如唐诗、宋词、元曲作为音乐文学,在雅、清、燕、俗四代音乐的羽翼下,经三千年风雨盛传不衰,然至明清却"莫能继焉也"。终其要因,盖失文人、知识分子参与将明清俗乐与明清山歌(民歌)结合以明世。于是,诗歌至明清竟成遗韵绝响。故曰:"作诗苟不为声,虽意止而不能远。"而予即从诗与乐之关系论诗歌之没落,并建议其至而今之发展方向。     

日暮酒醒人已远 阳关一望断人肠——王维两首送别诗解读

王维是盛唐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其诗集中那些赠别友人的抒情绝句也名重一时,这些诗因构思精巧、造境新奇、情意真挚委婉而引人共鸣,在古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送元二使安西》和《山中送别》,即是王维送别诗中的名篇。     

“诗言志”与“诗缘情”——古文论笔札之三

《尧典》中“诗言志”的命题,应当是战国史官对前代观点和理论命题的追记。“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原初内涵应包括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后来,受“政教”观念的影响,才每每被解释为与“政教”相关、并符合其要求的思想或情感。“诗缘情”从“诗言志”而来,二者相客而非时立关系。但是,也不能认为“诗缘情”等于“诗言志”。“诗缘情”说既让人们重新看到了“诗言志”的原初内涵;更在“诗言志”说的基础上,使文学的“情感性”特征得到了明确。     

从音乐文学的角度看古诗歌之兴衰

音乐魅力之大至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而诗歌如诗骚、如乐府、如唐诗、宋词、元曲作为音乐文学,在雅、清、燕、俗四代音乐的羽翼下,经三千年风雨盛传不衰,然至明清却"莫能继焉也"。终其要因,盖失文人、知识分子参与将明清俗乐与明清山歌(民歌)结合以明世。于是,诗歌至明清竟成遗韵绝响。故曰:"作诗苟不为声,虽意止而不能远。"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含义辨析

沉郁顿挫是杜诗风格的集中概括,然而人们对"沉郁顿挫"一词的理解却很不一致,有些含义也未挖掘出来。沉郁顿挫的风格是指杜诗运思深刻,感情浓烈,声情悲壮,而又忠厚缠绵,含蓄蕴藉,回环往复的特点。     

"顺其自然"与"征服自然" ——中希古代健身理念的比较

通过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对"身心关系"、"人天关系"认识的分析入手,讨论了古代中希健身理念的差异.认为:古代中国"一体二用"身心观,在肯定生理(形)健康是心理(神)健康基础的前提下,突出强调了精神对形体的控制与调节作用;在处理客观规律(天命)与主观努力(人为)的关系上,既强调了遵循客观规律的必要性,也指出了主观努力的重要意义.古代希腊的先贤对"身心关系"的理解,尽管存在认识上的差距,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的基本模式都是"二元并存".古希腊强调的是:选择灵魂(理性)的需要而不是躯体(感觉)的需要,按照人的理性需要去影响生命运动;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健身理念对中国古代人们选择的体育保健行为与古代希腊人所倡导的健身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最终形成了风格不同的体育文化传统.     

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存在着矛盾和一些其它的问题,《诗经》不仅是＂诗＂而且是＂经＂,是＂诗＂与＂经＂的辩证统一,＂诗＂与＂经＂二者缺一不可,＂诗＂与＂经＂二者共同构成《诗经》的内在矛盾（内因）。由此可见,《诗经》的性质包涵＂诗＂与＂经＂两方面的内容,即《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辑,同时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经典之一。     

陆游夔州诗中的“苦”与“恨”探究

陆游在夔州期间,创作的诗歌中充满＂苦＂与＂恨＂。其原因既有远游苦累、生活艰辛,更有思乡悲老的失意愁苦和报国无门的苦闷怅恨。其中报国无门的悲苦以及壮志难酬的怅恨,是陆游夔州诗歌充满＂苦＂和＂恨＂的最终根源。     

悖论与诗歌的模糊诗性审美体验

悖论,虽源于逻辑学,但在语义中则是指言语表层所出现的于情理相悖的语句组合在一起,以反求证。悖论现象在诗歌中所引起的诗性模糊,从美学观点来来看,正是文学艺术的表现。探究悖论的定义以及悖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可感受到一种审美体验。而这种反衬美、新奇美和壮美的悖论模糊诗性使读者产生无限的遐想,进入新的范畴认识领域。     

日语移动动词「さがる」「おりる」的语义异同及用语环境分析

日语中表移动的动词「さがる」和「おりる」是日语中最为基础和常用的动词。而其多语义的特点及近义词的微妙差异,成为日语学习者难以逾越的障碍。文章运用连语论的观点分析原始例句,对「さがる」和「おりる」的基本语义和抽象化派生方向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两词的基本空间语义、抽象化派生语义及与不同＂格＂共起时语义产生的变化和分类结果,探索近义动词语义分析的新途径。     

对卞之琳《无题》五首诗的解读

卞之琳的爱情诗数量不多。他在爱情诗中表现的主题常是爱而不得,舍而不忍,但又不得不舍的情感历程。《无题》(五首)构成了一段感情经历的完整序列,且都是两节八行,诗人在咫尺篇幅中容纳了丰富的情感,具有一种颇有深度的魅力。     

训读法：日本受容汉诗文之津桥

汉诗文训读法是一种双向处理汉诗文与和文 ,使二者相互训译转换的语言机制 ,是日本接受汉籍并进而创作汉诗文之津桥。日本对待外来汉字的积极吸纳态度 ,坚持以本国固有语言为本的原则 ,以及灵活的“训读”、“音读”方法 ,是训读法产生的理念基础和技术基础。训读法从产生到定型 ,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嬗变与完善过程。江户时期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训读法反对者的尝试与失败 ,证明了训读法产生的合理性、必然性。从现今日本解读汉诗文所采取的原文、训读文、口语译文的三段式结构中 ,可以认知汉诗文训读法的基本形态与工作原理。向使日本一味用音读法处理汉诗文 ,则汉诗文就始终只能是极少数文化贵族独占的“外国文学” ,不可能出现江户时期的鼎盛 ,更谈不上融入日本文学 ,成为构成日本文学的和汉两大体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