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对《诗序》的反动及其成因

王夫之对《诗序》的反动是对《诗序》的一种特殊批判,表现在四个方面:对君王的美刺不同;对臣子的美刺不同;对弃妇所持观点不同;对世风评价不同。王夫之《诗广传》对《诗序》的反动出于明清之际遗民学术的阐释立场,烙印了王夫之强烈的个体生命体验。     

《诗补传》的著作权考

《宋史·艺文志》于范处义下著录"诗学一卷,又解颐新语十四卷,诗补传三十卷",而今存《诗补传》则只题逸斋,有一些学者推断逸斋《诗补传》即范处义《诗补传》,但均未提出充分的证据.王应麟、严粲多次征引《解颐新语》,这些文字与今存《诗补传》的相应内容相同,是证明范处义即《诗补传》作者的有力证据.     

皎然《诗式》版本源流考论

《诗式》存在三个版本系统,即五卷本系统、《吟窗杂录》本系统和一卷本系统。吟窗杂录和五卷本相比可见:《诗评》由五卷本《诗式》"评曰"冠首的条目辑录而成,反映了《诗式》成书过程的理论修订。     

读《诗》三昧

《诗经》这一中国文化的元典,积淀了丰厚的上古文化内涵,具有不朽的诗史意义。阅读《诗经》也就成为今人深入了解华夏古老文明的一条必经之路。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知诗意而入诗境,这是我的读《诗》三昧。得此,读《诗》评《诗》能切中肯綮。     

经典解释的转向：朱熹的《诗集传》

司马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倘若如此,《诗》必定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可是。后来的朱熹却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诗集传·序》）倘若如此,至少《诗》中的《风》就谈不上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如此,历代经师的诗说反倒阻碍了我们欣赏清新淳朴的民歌。朱熹的《诗集传》作为宋儒解《诗》的集大成之作,统治后世七八百年,为什么这位宋代大儒会主张《国风》出于民间说？为什么《诗经》乃至五经,在宋代的地位与解释路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年前,见《诗集传》出了新的点校本,这些问题霎时又变得新鲜起来。     

五经

《五经》是儒家五部经典著作，即《诗》、《书》、《礼》、《易》、《春秋》的合称。《诗》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为孔子编定，但后人认为不可信。《书》即《书经》(又称《尚书》)，为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相传是孔子编选的。《礼》即《礼记》，为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     

郑板桥佚诗佚文考释

从嘉庆《东台县志》中发现郑板桥《南梁曹贞女诗》,从《民国东台县志稿》中发现郑板桥《重修大悲庵碑记》,本文对佚诗、佚文进行了考释。     

王质诗误作张经诗

《全宋诗》册一○卷五七九页六八○四张经《王质过洞庭》,出《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一引《岳阳楼集》。此诗又见《全宋诗》册四六卷二四九九页二八八九五王质,题作《过洞庭》,出同。核《永乐大典》原书,方知《全宋诗》张经处误以“王质过洞庭”为诗题,而《永乐大典》于此诗前引张经《岳阳楼集》录其《岳阳楼望洞庭》一诗,故有此误。另《全宋诗》册二五卷一四三三页一六五○六汪藻《尤袤大暑留召伯埭》,出《浮溪集》卷二九。《浮溪集》乃《永乐大典》辑本,此诗已不见于今存《大典》残本,实际当断为“尤袤《大暑留召伯埭》”。《全宋诗》册四三…     

八股文探源——《诗义集说》中元代“股体”诗义著者考略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学术界对宋、元时期"股体"时文的演变过程至今不甚了然。现存论及元代"股体"时文作法的材料在元代一些《诗经》注本中有所展现,而这些注本的主要内容都集中保存在明初孙鼎编辑的《诗义集说》中。本文对《诗义集说》中引录的元代谢升孙《诗义断法》、彭士奇《诗经主意》、林泉生《诗义矜式》、曹居贞《诗义发挥》四家著者和著作进行了一些考辨,确认四位著者都是元代进士,他们的著述以及他们的科举活动与元代科举及元代"股体"作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欧阳修《诗本义》传世版本之我见

本文针对传世的《诗本义》五种版本加以目验和评价,指出《四部丛刊》本存在的两个明显缺陷,据明抄本进行相关补足,并修正明刻本著录年代的讹误,由此系统梳理欧阳修《诗本义》现存版本的流变情况。     

古籍整理应重视祖本、校勘与版本源流——读顾廷龙与钱存训书信札记

文章介绍了顾廷龙1985年6月18日写给钱存训的信，特别是对《集韵》、《注东坡先生诗》两书的评论，以及信中反映出的顾廷龙古籍版本目录学的思想与方法。     

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考论

《古今类序诗苑》是唐人操诗歌专门之选的最早总集之一,因从未有过具体研究,故在梳理南朝及初唐诗歌总集的基础上,从编纂目的、体例、时间、集名等方面入手,以廓清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是为续刘孝绰《诗苑》,慧净《诗英华》是再选《古今类序诗苑》及《诗苑》与萧统《诗苑英华》的关系。     

《子笏》诗的作期与蒲松龄诸子的生年问题——对几种《蒲松龄年谱》中相关讹误的订正

蒲松龄的《子笏》一诗作于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路大荒先生编订的《蒲松龄集·聊斋诗集》误系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几种《蒲松龄年谱》以此诗的系年为据系蒲松龄诸子的生年,因而多有讹误。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对蒲松龄《子笏》一诗的作期和蒲松龄诸子的生年问题作了考订。     

天堂,图书馆的模样——读博尔赫斯《巴别图书馆》

博尔赫斯,阿根廷著名诗人,作家,曾在公共图书馆工作并任职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图书馆,作为实体或者作为喻体,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以图书馆为主题的,主要有小说《巴别图书馆》和诗歌《关于天赐的诗》。论文以图书馆为支点,从题目、情节、哲学蕴意等方面对《巴别图书馆》加以解读;并依据《关于天赐的诗》,阐述博尔赫斯的图书馆世界。参考文献30。     

论“本事·纪事”类著述的体例

《本事诗》《唐诗纪事》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仿效的著作,形成了一类著述的体例。倘对其著作体式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厘清涉及到的正名、体式、源流、通变等相关问题。     

四时读书乐无穷——读翁森诗《四时读书乐》

古人很重视劝学．读书之乐在古人诗中涉及不少。诸如《朱柏庐治家格言》（即《朱子家训》）、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屈原的《离骚》和《楚辞》等等,还有从幼童的蒙学《三字经》到《四书》《五经》以至《二十四史》,诸子百家,无不充满谆谆劝学之意。而其中元人翁森以春夏秋冬为题,歌咏读书乐趣和情调的《四时读书乐》,更是一首优美的情致高尚的劝学诗。     

《中晚唐诗叩弹集》编选宗旨探析

本文以清代诗人杜诏、杜庭珠的唐诗选本《中晚唐诗叩弹集》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中晚唐诗叩弹集》的选诗特色,揭示其价值和意义。     

戴君恩的“格法”说与《读风臆评》

自从顾炎武提出“八股盛而六经学微”之说后,清代以降的《诗经》研究者,皆对有明一代的《诗经》研究,持贬抑态度。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仅用“季本、郝敬多凭臆说”,“丰坊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以行世而世莫能辨”二语,将有明一代《诗》学否定得一干二净。胡朴安的《诗经学》,谓明人“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谢无量的峡经研究》,以“无甚精义”四字概括明代精》学。林叶连的帅国历代诗经学》,更举真伪不分的《诗传嫡家》、《诗传阐》、姚允恭《传说合参》三著,以证“明朝学者…     

再读《江雪》

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自问世以来就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然而诗无达诂,有关《江雪》的争议古已有之。两宋以来,论及《江雪》往往是褒贬参半,莫衷一是,直至清人沈德潜。宋人范希文对《江雪》给予了近乎夸张的评价：“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江雪》一首之外,极少佳者。”明代胡应麟则不以为然,《诗薮》称其“太闹”,不如李白《关山月》,也不及王维《辋川》诸篇目。     

《春阳曲》与《牡丹亭》——兼论声诗与戏曲之间的关联性问题

《春阳曲》作为唐代著名的声诗格调,其背后有着丰富的故事因子和情感内涵.汤显祖《牡丹亭》一开篇即显露出与声诗《春阳曲》之间所存在的关联,其戏曲整体结构当中更不乏《春阳曲》相关要素作为线索的点染与穿插.本文通过探寻《牡丹亭》与《春阳曲》之间的关系问题,意在更好地认识汤显祖戏曲创作的结构意识和尚趣观念;另一方面,亦希望能够就声诗和戏曲之间存有的关联性问题做出进一步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