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的住房问题

作者以极为平实的语言,回忆了他在20世纪中国不平凡的人生、爱情、家庭经历。本书写出了人生的深义及人在历史中的无奈与众多的风趣琐事,记录了中国知识界的动荡沧桑。     

中国知识界与"五五宪草"之制定

近代中国走向宪政道路是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结果，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其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南京政府的制宪，是“九一八事变”后以知识界为主力的宪政运动推动的结果，以法政学者为主体的知识界踊跃参与各稿宪草的讨论①。     

巴金：“五四”一代的最后告别——巴金最后的日子

作为直接在“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一代知识分子，巴金的作品《家》曾得到当时进步青年的热烈反应，无疑，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家。实际上，巴金的一生，贯穿了中国的整个20世纪，由于他很长时间生活在中国主流文化圈里，因而他的生活注定要与整个国家的时代风浪休戚相关。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五四”一代人，巴金留给中国社会的不仅是他的作品，更有值得这个民族记取的教训，以及“说真话”的决心和行动。     

一位“老海归”的中国拖拉机梦

他今年89岁高龄,曾主持设计了中国第一辆手扶拖拉机。 他是一名“老海归”,20世纪50年代,他在美国读完工程硕士,成为全关最大农业机械制造公司的一名设计工程师,后来又在德国奔驰公司工作。他满怀报国豪情,“借道”欧洲,穿越封锁,辗转千里回到祖国,心甘情愿地来到当时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洛阳工作。是怎样的动力和勇气,促使他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加盟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他又是如何和拖拉机结下不解之缘的……     

抗战时期活跃于中国的日本反战同盟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而传统的友谊。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人民也是反对法西斯、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场上，就曾活跃着一支日本人民的反战组织——“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读窦坤著《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在清末民初曾以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和北洋政府政治顾问的身份，居留中国达20余年。他亲身考察和参与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但是以往人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很够，评论也并不很好，认为他是一个在中国从事刺探中国政界消息的外国记者，甚至于更有人把他归入“帝国主义分子”一类中去。我对莫理循的了解并不很多，     

史量才的新闻家"私德"观

史量才与《申报》是撰写任何体例的中国新闻史都无法逾越的重要存在．不仅仅在中国．1919年10月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的史公在世界新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旗下经营的《申报》和《新闻报》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新闻界影响巨大。史量才曾告诫报社同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史氏报业得以建立，除了经营策略之外，史公的“人格”对《申报》等报的“报格”有着决定性影响．并同时以自己的人格和报格维护着国格。     

江苏——索引的故乡——谨将此文献给对中国索引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

上世纪20-30年代，现代索引编制理论和方法传到我国，曾掀起索引编制和研究的高潮。江苏的学人对索引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誉为“索引的故乡”。生长在江苏这块土地上的叶圣陶、万国鼎、李小缘、刘国钧、钱亚新等我国索引学的奠基者，他们的索引研究成果和索引作品至今仍是我国索引事业中的宝贵财富。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索引学社”(中国索引学会前身)的建立，为江苏的索引学者提供了更好的学术研究平台，他们是振兴索引事业、促进我国索引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从乡情的角度来评述那些对中国索引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进而缅怀过去，展望未来，积极推进我国新时期索引事业发展。     

“两弹之父”王淦昌 早年的爱情人生

被人们誉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的王淦昌，是中国核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就是这样一名让人啧喷称道的闪光人物。他的思想光芒并没有因为其学术成就而被掩盖。他与妻子吴月琴女士从“父母之命”到相知相守的经历，直到今天都让人怀念。然而，这对曾长期厮守的“名人”，他们最初的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们身止还曾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呢——[编者按]     

博尔赫斯和他在东方的盲目镜像

当代中圆文学具有一个奇特景观,就是它更多地承接了当代外国文学而非现代中国文学的血脉。与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相比,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对当代中国作家们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张阂先生将博尔赫斯称作“先锋作家的独门暗器”,可谓贴切之至。只是今日人人都将博尔赫斯放在口中,他已经不再是“暗器”,而是成了“标签”。博尔赫斯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界,对知识界也触动甚大,这一点在西方表现显著。张阂在文章中特别提到,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一书的开头引用了博尔赫斯小品文,来引发关于事物之秩序的议论。可是中国知识界似乎对博尔赫斯依然比较隔膜,张阂最后指出：“博尔赫斯以他自己的失明的眼,照见了当代中国作家的盲目。”那么,中国知识界是不是也需要有“问道于盲”的勇气呢?王晓渔     

亲历反右运动后的北大

1957年，毛泽东以“欲擒故纵”的手法，亲自发动了一场横扫知识界的“反右”运动，不仅使近60万知识精英及其家庭惨遭迫害和磨难，而且更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如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以史为鉴、永远免导覆辙，本期《历史回眸》特别刊载我国著名哲学家、散文家赵鑫珊的《亲历反右运动后的北大》一文，以期从一个侧面引导读者认识那段历史，铭记那段历史。[编者按]     

范长江的“民本”新闻观

20世纪新闻巨子范长江的新闻事迹与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新闻经典作品已彪炳史册。然而范长江留下的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以自己的新闻思想和行为所阐释的“民本”新闻观。     

Sun CEO携N1淘金中国信息化

“新的网络计算N1就是我们的一项重大创新，它将是一件成功的事业，使我们在未来20年内兴旺发达。”Sun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司考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从来都是充满激情，充满自信。在Sun刚刚推出N1之际，他展开了第四次中国之行，因为他相信：在未来20年内，也许在今后5～10年中，大中华地区将成长为Sun公司     

自行车的日子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大城市里，自行车是每个家庭的必须拥有的高档消费品，收入低的家庭买辆杂牌车用着，收入高些的就会想方设法买辆“凤凰”、“永久”、“飞鸽”之类的名牌车。更有甚者，还有“大链套”，“燕式把”，“锰钢叉”什么的高标准。能拥有一辆自行车是那个时代、每个孩子都会有的梦想，王文澜更不例外，只是这一梦想实现后又在他的心里化成了一个永远也去不掉的情结。在他开始对摄影着迷后，这一情结便促使他关注自行车，拍摄自行车，无论走到哪里，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王丈澜用相机记录着中国的昨天和今天，也记录着中国自行车的发展变化。终有一天，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自行车不再是每个家庭的必需，也很有可能只是人们用来锻炼的器械。     

论梁启超的史料编纂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既是我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更是一位史学巨匠。他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对我国近代史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本世纪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多年研究中国史学的治学经验总结，其中也涉及了不少关于档案的论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梁启超对档案方面的见识也是比较早的。戊戌变法前六七年，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评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和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认为图书馆学的产生、发展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中国的图书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最后通过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的反思，得出启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是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向。     

中国消费崛起背后的危机

历史学者、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究员葛凯曾于1986—1987年到我国的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留学（他的中文名“葛凯”正来源于此）,此后多次来华并作长期间考察,对中国等国消费主义问题进行了长达25年的研究。2004年,葛凯曾出版了研究20世纪初中国经济民族主义起源的专著《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简体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引进发行）,     

报业改革紧要关头的思辨：对深化报业改革的四点要求

1月5日，国家新闻出版总暑报刊司在京主办“20年改革之路暨报业改革研讨会”。与会政府官员、专家学、传媒人、企业家以《中国经营报》20年发展历程为案例加以剖析，对中国报业的改革、发展提出很多精到的见解。本刊向《中国经营报》创刊20周年表示衷心祝贺，向中国报业改革的领导、思考、实践致敬!     

八面玲珑谭延闿

谭延闿是20世纪初期中国政坛上一位集士子、政客、官僚于一身的“?昆混”人物，在万马纷争的政治角斗之中，他独能左右逢源，一路混官，从清末立宪人物至湖南都督，乃至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他自称处世有“混”“滚”妙诀，有关他的是是非非，令人兴叹，也令人警醒。     

邓小平、蒋经国在异国的一段交往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这所由苏联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堂,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曾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的精英,中国政界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