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行为的相互转化

明清微州妇女节烈现象是异常突出的。节烈妇女可以务出四个最基本的类别：节妇、贞女、烈妇、烈女。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行为在许多情况下相互转化,贞女、烈女与节妇、烈妇节烈行为的相互转化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妇女节烈行为的相互转化,实际上就是殉烈之义与家庭责任之间’权衡之后的重新选择。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行为的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出外经商谋生,形成了徽州人的特殊婚姻生活。“东南邹鲁”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徽州淳朴的民风,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大量节烈妇女其守节或殉烈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家庭和社会影响。明清徽州节烈现象致使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更为突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损失。明清徽州节烈妇女坚守贞节,使自己赢得一定的社会威望,能有效地平息邻里争端,感化部分社会不良分子。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行为的主观因素

明清贞节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时期,明清时期徽州节烈现象与其他地方相比,尤为突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明清节烈风气特别是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形成的原因,但普遍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主观因素。其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对贞节伦理的守护、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困窘生活的逃避以及留名传世的愿望等几个方面。明清徽州这种突出的节烈现象是贞节观念的强化,国家与徽州地方宗族所制定的各种相关制度和采取的措施,并结合女性自身的因素,共同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节烈旌表——明清徽州节烈现象的重要因素

明清徽州节烈现象异常突出,这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节烈旌表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明清时期非常重视对贞节妇女的旌表。明清节烈表彰有严格的程序,按涉及的行政级别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表彰,级别愈高,其程序和过程就愈复杂。我们从徽州方志、谱牒等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中央政府旌表制度在地方的执行过程;中央朝廷对旌表条例的调整往往会得到地方的积极响应;同时,地方政府的表彰成为中央朝廷旌表的有力补充。妇女节烈旌表制度在徽州的有效实施,促进了明清徽州突出的节烈现象。     

理学贞节观藩篱下的清代甘肃妇女

自宋以降,理学贞节观便被当权者奉为规范妇女行为的伦理准则。明清时期,贞节观对于广大妇女的束缚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于甘肃政府对理学贞节观的极力提倡和家庭的传统教育,深受影响的广大妇女有的对已死去的丈夫忠贞不二、不愿改嫁,有的为保贞节而不得不选择死亡,有的未婚守贞,逐渐形成了节妇、烈妇和贞女三种类型。     

明清徽州文献所见节烈妇女的家庭职责

明清徽州妇女自幼受到妇德教育,许多节烈妇女在丈夫去世后,忍受生理和心理上巨大的苦痛,艰难的支撑起破碎困顿的家庭。在孤寡无依的极其艰难的情境下,忍辱负重,承担起众多的家庭职责。她们不仅要侍奉公婆尽孝道,抚养、教育丈夫留下的子息;也要为夫归葬并入祠祭祀;而且还要处理各种家庭内外事务。她们的艰难和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她们都为自己的家庭,为徽州商业的壮大,乃至为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清社会贞节观念的强化及其实践——以明清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在人类历史上,贞节观念有一个从无到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自周以来,节妇烈女的绝对数呈增长趋势,宋代是个明显的界限,节烈妇女人数陡然增加,至明清而达到极致。明清社会,程朱理学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女性贞节观教育不断加强,女性节烈楷模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明清徽州,贞节观念正是通过以上诸种途径不断被加以强化,并得以普遍的实践。     

徽州地理人文环境与明清徽州节烈现象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地势的险要使中原强宗大族不断迁入,进而形成宗族聚居的社会。日益凸显的地少人多、粮食紧张的问题迫使徽州人大量出外经商谋生,形成了徽州人的特殊婚姻生活。徽州自古民风淳朴,徽州学者和商人都非常推崇程朱理学。朱子之礼,成为徽州民众普遍认可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因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因素,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其独特的地方因子。     

明清徽州知识精英对节烈妇女事迹的张扬

明清两朝政府对贞节妇女的旌表非常重视，但最终能获取朝廷旌表的节烈妇女毕竟只占符合旌表条件妇女当中的极少数。烈女事迹记载在朝廷只存于部分皇帝批准旌表呈请的记录，正史记载的节烈妇女也非常有限，无法使更多的节烈妇女事迹得以流传后世。于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为弥补旌袁的诸种不足，开辟另外的空间来表扬贞节妇女，包括地方志的采录、家谱的录入和文集记载。知识精英的文字记载与国家旌表在社会效果上殊途同归，成为有效的教化手段，弥补了国家旌表的不足。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观的成因

文章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封建制度的极力倡导、强大的宗法势力、程朱理学的熏陶、徽商的极力推崇等方面，分析论证了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观的成因，并对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作出了客观的分析。     

明清徽州上层妇女生活研究

明清时期徽州上层社会妇女生活可分为在室、出嫁为妇和晚年三个时期,她们每个时期的生活重心各不相同。在室女生活阶段表现为:精习女红烹饪诸手艺;孝顺父母;读书识字明义理。在家为妇生活阶段:孝事舅姑;相夫教子,主持家内事务;从事慈善事业,乐善好施。晚年生活阶段:仍然勤俭持家,为广大女妇及后辈树立榜样。     

明清时期徽商在嘉兴的活动

明清时期,嘉兴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其商业和市场异常活跃。徽商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帮之一,在嘉兴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徽商的活动,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其市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沟通了商品流通渠道、推进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和推动了当地封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徽商在嘉兴经营活动,为徽商的资本积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徽州绅商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这是商、绅合流的产物。徽商通过捐纳或捐输等途径转变为绅商,并由此在地方获得权威和民众认可,而近代的绅商,往往借助商会等组织提升自己的权威。徽州绅商推动了明清徽州士绅社会的建构,特殊的绅商身份也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又强化了徽商的封建性,从而阻碍了徽商向近代的转型。     

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在徽商影响之下,徽州的荒政形成了特色:官商共济使其成效斐然;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     

明清徽州的民间调处及其演变——以文书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在明清时期的徼州,地方纠纷和诉讼多于民间范畴内得以调处.民间调处的途径灵活多样.里甲、里老、乡约、保甲等基层组织;宗族、文会等社会团体;中人等民间群体,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

明清徽州宗族对教育在“亢宗”、“大族”，以及培养子弟良好的“德行”、“资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极其深刻的认识。积极创办各类宗族性教育机构、重视家庭早期教育和宗族蒙学教育的规范化、对宗族子弟的学业进行严格的考核并予以奖惩、慎择教师等是其兴学重教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宗族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宗族商人的资助，而宗族的教育追求及其规范则是徽商资本与教育结合的心理媒介。     

明清徽商与茶叶市场

明清茶叶市场有初级、中级、边疆和海外运销四个类型,其时的徽州茶商根据经营方式的不同,分为产销型和贩销型两类。贸易区域的扩大、饮茶风习盛行、茶叶生产的进步和商茶法的松动促进了这一时期茶叶市场的发展。徽商的发展与市场的活跃两者处在互动之中。     

明清徽商与汉口

明清时期汉口凭着它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的“纲盐”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大批徽商到此经商。徽商在汉口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盐、茶、典当、米粮等行业尤为活跃。徽商促进了汉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对提高汉口的知名度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清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题

明清时期,徽商为子弟成名计,在侨寓之地或设立专门的书院、义学,或力图使其子弟附学当地官学、书院,或争立商籍,或入籍当地,为其子弟的成材、入仕开辟道路,也为侨寓地教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科举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明清徽州婚姻彩礼略述

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彩礼在婚姻行为中必不可少,这是遵循古礼的体现。也是婚约关系得到法律保护、习俗认可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在“礼”、“法”的遮掩下,彩礼往往成为女方惟财是图的借口和契机。这深深地影响了徽州的婚姻观念、婚姻形态、婚聘年龄,徽州女性的婚姻状况、社会境遇随之发生了诸多变化。她们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权益,但其在婚姻行为中承受的风险往往增大。彩礼更成为徽州男性家庭。尤其是贫穷阶层、下层社会婚姻缔结过程中的普遍性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