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固原镇的关境研究

作为明代九边之一的固原镇虽设立较晚,但却是三边总制驻节之地,加上其处于战略要地,成为防御北方蒙古诸部势力的重镇。在这一形势下,如何对待关境问题成为一种必要,也是研究明代九边问题的另一全新角度。通过分析固原镇的关境状态,可以进一步深入对明代九边的整体研究,另一方面借此揭示关境对于明朝在其北部防御上的意义。     

岭南意识的勃发——以明代广东作家为考察对象

在岭南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具有界标性的朝代。在政治建制上,体现为广东成为十三行省之一;在人文领域,体现为广东人文的全面崛起。在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种岭南意识。这种意识源于明代广东才俊敏于“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不钟于人”之说与明代广东人文之高涨。本文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明代广东作家,以“岭南意识之发酵源”、“丘濬之岭南意识”、“岭南意识之承传”为片断,勾勒了岭南意识之成因及传承,并指出岭南意识的勃发为近代广东人文的强势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心理基础。     

明清漕运与地方救荒——以明清徐州漕粮救荒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徐州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救荒成为地方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漕粮通过多种方式被用于地方救荒,在地方社会救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漕粮救荒成为徐州地方荒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漕粮参与地方社会救荒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历史文化名镇旅游发展研究——以吉林乌拉街满族镇为例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旅游业得到不断发展,为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过去单一的观光型旅游逐渐向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旅游转型。游客不再单纯地享受观光,而是更看重对该景区文化的深度了解。因此,历史文化名镇旅游越来越受游客的欢迎。以吉林乌拉街满族镇为例,整合了相关资料,从自然及人文方面介绍了乌拉街满族镇;并对其旅游发展现状进行了优劣势的分析,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旨在合理规划的前提下,为吉林乌拉街满族镇及满族文化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浅析河南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与旅游发展——以郑州古荥镇为例

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近年来,河南也在积极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其中旅游业又是文化强省战略中的重点文化产业。因此,作为文化旅游的重要载体,历史文化名镇的旅游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同时又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都是郑州市旅游业发展的有利条件。郑州市旅游业发展主打文化牌,因此,对古镇文化的挖掘显得尤为重要。     

东江中上游本地话方言系属的历史考察——以明代归善县为中心

明中叶以前,归善县等东江中上游地区的主体方言属于粤语。明中后期,随着客家移民浪潮到来,它经历了逐渐客语化的演变,这是由客家人逐渐成为当地主体族群决定的。但联系土著、客家矛盾冲突的历史背景,考察"本地话"这一明显带族群区分色彩的自称,可知本地话应是明代后期东江中上游土著在与客家移民互动中确立我群认同的产物。本地话的底层应为粤语,其客语特色是后来受影响的结果。     

明代造船技术的演进——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新制度主义认为一项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需要技术内部的推动,更需要社会外部的动力。技术只有融入社会进程之中,才能获得发展;同时,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也拉动了技术的进步。文章探究了明代特有的社会情景下造船技术的演进途径,梳理了造船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最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分析研究明代造船技术的价值和意义。     

明代赎罪制度及其滥用——以刘瑾罚米法为例的考察

本文以刘瑾罚米法为例考察刘瑾专权与赎罪制度二者的关系。明代赎罪制度建立初衷是“以济法之太重” ,降低对犯罪者的刑罚。刘瑾专权时滥用赎罪制度 ,以罚米法的形式大肆处罚朝臣 ,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当时国库空虚的客观需要 ,体现了罚米法佐国缓急的功能。另外又成为刘瑾打击正直朝臣的手段之一。罚米法行用过程中挟带索贿及罚米所获部分落入此辈手中 ,因此 ,罚米法也是刘瑾辈贪污的渠道之一。     

明代关中地区民间借贷活动的若干特点——基于墓志铭的考察

墓志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保留至今的明代西安府地区墓志铭的考察,可以更好地了解此时期民间借贷活动相关情况。总结了明代西安府民间借贷活动具有的特点:借贷活动活跃,社会阶层广泛参与;受宗法观念明显影响;富蕴关中地域文化特征等。     

明代孝子的孝行论析——以皖北方志为文本的考察

文章以皖北为地域考察范围,以地方志为基本文献资料,采用文本实证分析方法,研究明代孝子孝行的种类和具体表现。皖北在明代孝治中具有特殊意义。皖北孝子的孝行大体可分为孝养、救亲、友悌和义居四种基本类型。生前孝养包括保障父母生活、心情、健康、陪伴等诸方面;义勇救亲折射出孝作为社会共同情感的特征;兄弟间的友爱互助和家族内的和睦相处成为孝伦理对人们的进一步要求。中华传统孝文化虽曾由儒家阐述其精髓,但绝非由儒家所独有;孝行虽得到法和礼的强化,但绝非仅为遵守法礼,孝伦理发源于民众共同体的生活,植根于人的天性,在礼俗社会中逐步积淀而确立。     

日本伊势神宫式年迁宫的镇地祭研究——以五色御币和白鸡为中心

伊势神宫的式年迁宫是日本神道教重要的祭祀仪式。本文考察了迁宫镇地祭中使用的两种器物──五色御币和白鸡。两者都是源自中国的仪式符号。五色御币蕴含了五行思想,为仪式空间赋予五行化的结构,体现了神道教祭祀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白鸡蕴含着以鸡为太阳神使者的观念,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祭祀有共同之处。而白鸡的使用方式则与中国传统祭祀有所区别,包括强调用雌雄一对、颜色限定为白色、不杀生、不用鸡血等特点,这表明镇地祭中阴阳思想的因素较少,而禁忌死秽、血秽的意识和崇拜白色的色彩观比较突出。     

明代朝觐考察程限之研究——以《铜马编》为中心的探讨

明廷规定地方官员每三年上京一次,觐见皇帝并完成对前三年政绩的考察,谓之朝觐考察,并对各省官员的入觐时限进行规定。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地方官员却时常罔顾有关制度规定而提前启程入觐。作者结合《铜马编》这一官员入觐的纪行文本,对该异常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官员违背入觐程限而提前启程,"官利"与"国利"的冲突导致了朝觐程限这一合理的制度难以落实。     

长三角地区的水灾及政府救荒——以明代松江府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明代江南,水忠频仍,地处长江、黄浦江、钱塘江三江交汇之区的松江府地区连年遭遇水灾。松江地方政府除了在长江入海口组织人力、物力加筑堤坝、挖泥填海等持久的浩大工程外,也及时实施了开仓赈贷、蠲免赋税、追逋豪强所欠税粮等许多补救措施,确保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长期繁荣。为此,上海名士顾清的诗文忠实地记录了松江府救灾的种种有效措施。这些措施我们今天仍可借鉴。     

商丘古城发展研究——兼析明代商丘城市的历史地理问题

在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古城演替和明代城市综合分析后,可以看出西周宋国都城为内外城布局,内城又分为东城和西城,东城为宫殿区,西城为作坊区和居民区。汉代梁国睢阳城大致沿袭西周战国宋国城之旧,北魏时期睢阳城有故城和今城之分。故城（秦汉睢阳城）,唐代为宋州城之“南城”,宋代位于应天府郭城中,明睢阳旧城南面,弘治中沦于水。明睢阳旧城与考古之睢阳城非一城,应为在考古之睢阳城基础上向北推移一里左右之城。考古之睢阳城,即金元睢阳城,当为唐宋州城中“北二城”之一城,可追溯到北魏之今城。明睢阳旧城功能齐全,弘治十五年黄河水患损毁旧城全部建筑,迫于城北高地另筑新城（今商丘古城）。新城的修筑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至嘉靖三十七年才将商丘城池修缮完毕,才初步奠定今商丘古城城市的基本格局和风貌景观。     

明代云南巡抚的上任及去向研究——以其籍贯分布为视角

明代巡抚制度始于洪宣之际,督抚在明朝尚带有临时派遣的性质。云南地处明王朝西南方,地理位置特殊。因其靠近边境且蛮夷易发生叛乱,严重威胁王朝稳定,使中央派遣官员巡抚云南成为必然。明代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派遣官员巡抚云南,被派遣至此的巡抚籍贯分布呈现出一定规律,兹以此为视角探究其上任与去向,以期从新的角度解读明督抚制度。     

移民、土司与边疆社会——以龙州县逐卜乡板弄屯明代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发现于龙州县逐卜乡板弄屯的明代正德碑刻,是桂西南地区边疆移民史、边疆军事史、土司社会史的重要证据。明代中期,残酷的封建剥削、严重的自然灾害、严峻的军政形势等迫使山东青州地区民众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人迁徙到了桂西南地区并融入了当地壮族。有明一代,安南对桂西南地区蚕食不断,尤其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安南对桂西南地区的侵扰变本加厉。明代桂西南地区的土司社会,土司衙门机构与官僚组织相对简单,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发展阶段,盛行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北帝信仰影响广泛,残暴的土司统治包裹在仁慈的外衣下。     

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传承——以晚明文学家王庭撰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有明一代的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学习呈现出了不绝如缕、代有人出的景象,这种情况显然并未出现在同时期明疆域内的其他地区。其原因不仅在于杜诗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也在于明代关中学养与杜诗思想的契合度较高、明代关中文士所崇尚的文学复古运动对杜诗的推毂、明代关中文学家族中已经形成了学杜的文学传统等原因。同时,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浸淫深刻影响到他们写诗时的措辞、架构、用韵,并且这种影响已经波及他们在文章写作中对语句的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