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的“灯下黑”

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关于传播内容．渠道、受众,以及效果与反馈的研究都十分丰富,唯独对传播者的研究比较贫乏。     

我国“性别与媒介”研究综述

借由1994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机，“女性主义”话语和策略被带进中国，媒体与女性的互动关系进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研究开始关注性别意识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呈现，以及媒介如何参与性别的社会塑造这一问题。性别与媒介已日渐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信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信息是新闻的基础，是新闻学研究的起点，是新闻事实的来源，而新闻是信息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通过对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信息的传播，使受众获得他们想知道的事实。 一、信息与新闻 信息是事物运动状态及其描述。“事物的运动状态”是指非观念性的自然信息。“描述”是指自然信息经过人脑加工复制，转化为人工信息，又称文化信息或社会信息。新闻信息是指新闻传播活动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即关于客观世界新近变动的描述。它属于信息中的社会信息，而不是自然信息。     

“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提升当前新闻学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须路径

本文认为提升当前新闻学研究水平有两种必须的路径:一是"走出"新闻学,即以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学科融合;二是"走入"新闻学,即以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真正进入新闻学自身研究领域。"走出"与"走入"是新闻学研究历史、研究现状、新闻教育扩张、学术队伍结构变化、学科特征等的内在要求。"走入"新闻学的问题常被忽视但却至关重要;"走出"与"走入"相互联系,不可偏废。     

新闻学的核心：政治与权利

2004年4期《北京广播电视》刊登马嘉、海燕的章——《电视频道专业化离我们还有多远》章认为频道专业化可以看作这样一个行为：把一定的化作为一定组织(或社群)变量，通过专业化过程，在技术、观念和制作、播出诸多层面，实现该类化的生产、传播和反馈，满足该类社群人们的需要是频道专业化的根本目的，以此而达到这个频道的兴旺发展。专业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新闻传播的本质是“人际交流与沟通”吗？——与吕怡然先生商榷

《新闻记者》2001年第3期上，主编吕怡然先生撰有一篇短小的“主编琐话”：《传播：交流与沟通》。在文章中，吕先生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新闻传播的本质就是一种人际交流与沟通。”本着学术的严谨态度，避免断章取义，笔者首先将吕先生提出该观点的那一整段文字摘录于下：…….     

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具有其独特性,不少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活动尚处于新闻传播的初、中级阶段。在对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后,少数民族新闻学还应适应少数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状况,拓展研究视野,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并重的研究对象。     

我国希望新闻学研究综述

希望新闻学最早是由《今日美国》的创办人、世界传媒大鳄艾伦·纽哈斯于1983年正式提出并倡导的,具体含义是:"精确而不悲观,详细而不消极地报道所有的新闻","积极处理新闻"等,为《今日美国》的成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美国影响很大。传播     

“融合新闻学”：符合时代特征的总名称——关于“后新闻业时代”开启后新闻学命名问题的初步思考

作为学科的现代新闻学在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的总名称。新闻学是历史性的存在,人们回望反思新闻学的历史演变或前瞻新闻学的未来发展时,会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新闻学赋予不同的定性名称。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一系列新兴媒介技术造成人类新闻活动以及传统新闻业革命性变革后,新闻学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各种新的名称层出不穷,在不同视野、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新闻学的时代性特征,但一些命名也比较随意,缺乏深入系统的思考。新闻学经历了单一报学(印刷新闻学)时期(第一时期)、印刷新闻学和广播电视新闻学共在的时期(第二时期),这两个时期一起构成了学界通常所说的"传统新闻学时代"。互联网诞生后,新闻学逐步开启了相对于前两个时期的第三个时期或相对前一时代的第二个时代。于是,如何命名第三时期或第二时代的新闻学,使新的名称既能反映当今的实际、又具有充分的历史包容性和未来前瞻性便成为问题。命名新阶段或新时代的新闻学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但最主要的依据是学科研究对象的变化。与传统新闻业时代相比,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实质性变化是:由职业新闻活动为主转变成了职业新闻活动与非职业新闻活动共同构成的社会化新闻活动、融合性新闻活动;由"人主体"新闻活动为主正在向"人主体"与"人机交互主体""智能体"相融合的新闻活动形态转变。因此,新时期的新闻学,比较合理的总体命名应该是:融合新闻学。     

数字新闻学的崛起：2021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1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做出全面的综述,尝试以此为基础归纳新闻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总体而言,数字新闻学新范式的崛起显著地推动了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体现出了三种基本趋势。第一,新闻学研究正逐渐超越技术工具论的视角,而融入了更多思辨逻辑,体现出了技术哲学和媒介生态学思维日益深入的影响。第二,对"以数字为背景"的新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考察是新闻学研究最具理论活力的范畴,印证了数字新闻学在理念上对经典新闻学,尤其是新闻社会学范式的延续。第三,现有的新闻学研究体系对规范理论的探讨是不充分的,数字新闻伦理研究尚未很好地融入数字新闻学的一般性理论体系,这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公民新闻学的“范式”解读

在这次汶川地震中,许多个人利用网络等新传播技术,积极主动地传播信息。比如在汶川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就有一些在灾区的人利用手机等技术手段拍摄了图片和视频,并通过网络,向人们发布第一手的信息。在地震发生后,一些去地震现场的人又主动把地震救援、地震灾难等信息传播给公众,     

建立“评论记者”工作机制

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践人学”视域下的新闻学理论研究

站在新闻学本体论的高度,在世界新闻实践的平台上来审视中国新闻学时不难发现,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大多徘徊在新闻学的外围或边缘,主要表现在:中国新闻学在实践与人学上的双重无意识。当代中国新闻学,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学科体系,其建构视域多是局限在事     

“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的内涵

所谓“走出”新闻学,指的是摆脱新闻学单纯的学科框架的束缚,以跨学科的视野,吸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追求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扩展和深化新闻学研究。显然,“走出”新闻学的核心目的是发展新闻学,跨学科的目的同样也是求得多学科的共同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引入中国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就一直为学界所争论。     

“实用理性”下的中国新闻学

1815年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揭开了近代中国新闻史发展的第一页,而1834年1月发表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新闻纸略论》则“是我国中文报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拉开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序幕。     

新闻学研究演变的路径探析

本文从内部和外部关系出发,考察新闻学研究演变的路径问题,目的是探讨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制约、推动着新闻学研究,以及新闻学研究展开方式和运行姿态。前者涉及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是两个基本要素,以及学术评价的创新驱动力;后者体现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及学科间的互动作用,研究文本的生产主体等方面。内部路径和外部路径为考察新闻学研究演变发生机理,提供一个认识和把握问题的框架。     

理论新闻学的范式转变——刘建明教授的新闻学研究取向

2007年9月3月是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65岁寿辰,作为刘先生的亲炙弟子,我们三十几人相约9月9日在清华园为他祝寿.特此著文,和同门好友共勉,并求教于各位新闻界专家.刘先生的新闻学术取向对于新闻研究的影响,正在显露出特有的张力.     

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特色问题”

在"是什么"的意义上,特色问题就是特殊问题,而特殊问题本身是普遍现象,即所有事物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当代中国新闻学有自身的特色问题,即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个别问题。特色问题主要根源于整体的中国实际,表现为当代中国新闻学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闻学,"党媒"理论是其实际上的主体内容或"硬核",表现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目标不仅在于揭示人类新闻活动的普遍规律,更在于探索中国新闻现象的特殊规律,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三大体系"。需要注意的是,特色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有些特色会褪色、淡化,有些特色会增色、浓化,有些特色会消失,有些特色会新生,因而,特色问题是需要持续关注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