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动物赋的兴寄

汉代动物赋不重体物,或纯粹说理,或在体物的同时有所比兴寄托.东汉末年,赋家多以动物寄托身世之感.建安动物赋一方面承继了汉代动物赋有所寄托的传统,同时将这寄托深化,融入身世感怀,抒情性增强.建安动物赋有情感,有辞采,蕴含着理性的思考,表达着人生的感慨,摇曳着文学的风姿,影响着六朝咏物赋的发展.     

南北朝赋的物情美

南北朝赋多为小赋。小赋体式灵巧,便于作者用来体物和抒情。体物之美在“形”、“神”两个方面,形之美以“像”为标准,神之美以“韵”为追求。形神相较,神韵境界更高,视为赋作上品。抒情之美,美在真实动人。而动人又莫如哀伤凄楚。南北朝哀伤赋作,善于通过一些具体情事的铺写,并借助景物刻划来达此境界。因此,物情之美为南北朝赋之主要特征。     

汉魏六朝动物赋论略

本文以汉魏六朝动物赋为素材,从体物、写志、说理、言情四个方面着手,探讨动物在赋中的内涵与要义,以求达到对赋作和赋家的深入了解。     

曹植的诗法入赋

曹植是建安赋坛的代表人物,他以诗法入赋,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法,解放了赋的题材,标志着抒情小赋的成熟。在动物赋中,将诗主抒情与赋主体物的特点融合在一起,使得赋体重获生机,为六朝赋的繁荣开拓了方向。     

论六朝赋风对诗的影响

六朝赋在汉赋成熟的体式的基础上，追求“体物”之妙，即要求赋美丽、写实、巧似。六朝诗歌在这种强势体的影响下，表现出赋的许多特征，铺陈手法的运用、对偶等形式技法的借鉴正是这种倾向的外部体现，究其实质则是诗歌审美趣味向赋的靠近。     

南北朝赋的物情美

南北朝赋多为小赋。小赋体式灵巧,便于作者用来体物和抒情。体物之美在"形"、"神"两个方面,形之美以"像"为标准,神之美以"韵"为追求。形神相较,神韵境界更高,视为赋作上品。抒情之美,美在真实动人。而动人又莫如哀伤凄楚。南北朝哀伤赋作,善于通过一些具体情事的铺写,并借助景物刻划来达此境界。因此,物情之美为南北朝赋之主要特征。     

论柳永词的"赋法"

柳词之“赋法”，主要吸收了宋玉辞赋、汉大赋、六朝小品文赋以及汉魏乐府的语辞和手法，表现在善于铺陈扬厉、体物写景、直叙其事、熔铸语辞等。故而善用赋法，雅俗相兼，使其词极富表现力，对后世词曲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写志赋说略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可以说概括了赋的内容的两个方面。纵观两汉的赋作,体物赋数量最多,所托之物,大而至于京都、苑囿、宫殿,小而至于洞箫、长笛等等。这类赋一般都是运用铺陈、夸饰的手法,多角度地去“写物图貌”,却很少表现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这类赋构成了汉赋的主流,所以提起汉赋人们便有“雕虫雾穀”之诮。但是,汉赋中还有一些言志抒情的作品,自贾谊以至赵壹,其间作者不少,也足以形成一个有统有绪的支流。我以为要想把握汉赋发展的全貌,对于汉代写志赋是不     

题材选择与魏晋诗赋文体演进

题材选择是魏晋诗,赋关系的重要方面,建安时代,以提纯学创作内容的学性和凸显学自身抒情功能为特征的体演进意识,与“雅好慷慨”的时代精神相交汇,使诗、赋创作以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为统摄,题材趋同现象普遍、突出;魏晋之际,诗、赋创作的趋同现象仍然存在,而同题创作中衰,更为重视诗、赋题材之“异”;太康作家更为自觉地选择诗、赋题材,对“诗缘情”、“赋体物”有了更深刻的体认。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     

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辞赋畅神时期刍论

汉魏六朝时期，畅神在行为层面表现为“纵心调畅”，人性充分解放，个性充分自由。辞赋作家，以市民好奇之心和世俗情趣，面对着异彩纷呈的大自然和芸芸众生的社会，率意而赋。因此，在辞赋作品中，畅神表现为反中和之美，蕴涵于题材层面的穷情写物而不避丑俗、抒情层面的危苦悲哀而侈陈艳逸、文体层面的辞赋诗化而言情无忌、辞采层面的淫辞丽藻而心折骨惊的混融和滚动，于是，形成辞赋的畅神时期。     

“四杰”骈赋的律化倾向及与六朝骈赋的差异

"四杰"骈赋不独在思想境界与哲理内涵与六朝骈赋相异,而且其骈赋自六朝齐梁之律化风尚开启以来,并受本朝律赋文风影响,较六朝骈赋律化更为明显,在用韵、格律和抒情化方面都较六朝骈赋又有不同.实为异于魏晋而独标的赋风新气象.     

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从祝尧赋论谈起

祝尧所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不仅仅是比兴,更确切地说专指自喻——被祝尧奉为咏物赋之典范的作品皆为自喻赋,祝尧在张华《鹪鹩赋》题解中亦明确地指出所咏之物与“我”的比喻关系。祝尧推举自喻赋有三方面原因：比喻赋“以情为本”而较一般咏物赋更富情韵,取喻“切至”,“体物”多有“不粘不脱”之妙。     

辞赋畅神时期刍论

汉魏六朝时期，畅神在行为层面表现为“纵心调畅”，人性充分解放，个性充分自由。辞赋作家，以市民好奇之心和世俗情趣，面对着异彩纷呈的大自然和芸芸众生的社会，率意而赋。因此，在辞赋作品中，畅神表现为反中和之美，蕴涵于题材层面的穷情写物而不避丑俗、抒情层面的危苦悲哀而侈陈艳逸、文体层面的辞赋诗化而言情无忌、辞采层面的淫辞丽藻而心折骨惊的混融和滚动，于是，形成辞赋的畅神时期。     

王粲《登楼赋》抒情艺术的特色

汉末至建安时期,正当“劝百讽一”的大赋被其形式主义的枷锁桎梏得奄奄一息之际,一大批风格清新刚健、内容健康充实的抒情小赋却异军突起,冲突于文坛。其勃勃生机与大赋之衰落恰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其中王粲的赋作更是成就卓然,独步当代。魏文盛赞王粲“长于辞赋”,认为其作品“虽张(张衡)蔡(蔡邕)不过也”(见曹丕《典论·论文》)。观粲之作品,其思想与艺术上之高度成就,令人深觉魏文所言不谬。考虑到抒情艺术对于抒情小赋所独具的意义,本文仅试就粲之代表作《登楼赋》抒情艺术之成就作一番探讨。《登楼赋》抒情艺术的成就之一,乃抒情方式与抒情内容之契合。“文以气为主”,而作     

庾信抒情赋的贡献

应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赋家。他的赋作,在六朝的文坛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举足轻重的,正如清人评云:“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尤其是他的抒情赋,在表现境界的拓展、意境的创造、形式的开创等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庾信抒情赋的贡献在于开拓了赋的表现境界。 抒情写志的赋作在东汉中后叶以张衡的《归田》正式拉开了帷幕,此后涌现出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赋的创作的新潮流。这些赋在内容上主要是针范朝政、抨击时弊,抒发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建安时期,抒情赋日渐盛行,不仅数量上日益增多,在题材上也大大扩展。综合起来看,这时的抒情赋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景物抒情赋,例如王粲的《登楼赋》;其二是关于爱情婚姻的赋作,如曹植的《神女赋》;其三是抒写征行之感的赋作,如曹丕的《述征赋》;其四是咏物抒情赋,如称衡的《鹦鹉赋》等。这时期的赋家亲身经历了社会动乱、颠沛流离,亲眼目睹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此,建安时期的各种题材的抒情赋和此时的诗歌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时代矛盾,抒发真情实感,在     

南朝竟陵八友同题咏物赋研究

汉代以宫廷、猎苑、都城为主要体物对象的散体大赋,至魏晋时期发展成体物缘情的抒情小赋.南朝齐梁时期,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咏物赋家,将咏物赋的发展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对其同题共作之植物、动物、自然、气候等咏物赋的分析,可以看出八友之咏物赋体现了诸多特性:体物、缘情增强的同时,缘情的范围却逐步缩小;呈现古赋向骈赋转换的过渡性;咏物拟作在因循中凸显创新与变革.     

从陆机诗赋论看其诗学赋学思想价值－兼论诗赋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与方法

反思20世纪重诗轻赋或诗、赋混同的固有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以客观、准确地认识陆机诗论与赋论二者的辩证关系为探讨问题的根本前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陆机分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在曹丕并论“诗赋欲丽”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既是太康诗、赋革新的理论宣言，也是太康诗、赋文体观念进步的重要标志。陆机在中国谠史上第一次揭示诗歌在文学众体中“缘情”功能最为突出，追求“绮靡”的诗学思想，开避了太康诗歌“缘情”新时代；在中国赋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赋以“体物”为本，特重“浏亮”的赋学思想，从理论上正式宣告了汉大赋时代的终结，开辟了太康赋理论与创作的新时代。陆机诗、赋论都具有重要价值，不当厚此薄彼。朱自清先生并重陆机诗赋论的相关论述，也有待拓展、完善。     

从《文选》的赋体分类看萧统的文学观

《文选》以儒家“雅正”思想和深思、辞采为选录标准对赋体进行的分类,反映了萧统文质并举的文学观念。其选赋详远略近的作法比较真实地记录了赋体文学由汉代体物大赋逐渐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抒情小赋演变的面貌,也反映了萧统的文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