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哈姆莱特"--一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和思想特色

20世纪40年代以《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流派或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同于“七月”派诗人群体,有更多的“哈姆莱特气质”,这表现在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启蒙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现代化、复杂化的个人审美趣味与通俗化、大众化的时代阅读需求等方面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论文通过对他们的诗歌文本、诗歌理论与论辩文章的细致分析,揭示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复杂的思想特色、超越性的精神指向与矛盾彷惶的文化心态以及个体命运沉浮的必然性。     

1948年前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1948年前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经历了从理想追求、群体分化到艰难选择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在世界形成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以及国内国共两党进行着两种前途决战的复杂形势下,自由知识分子持一种所谓的中间立场,把兼取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曾经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第三方"或"中间派"积极活动在政     

郭沫若与"十七年"政治心态

在建国后十七年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郭沫若作为有着五四背景的“左翼”知识分子,其私下的思想言论与时代的政治内容似有断裂之处,这为今天的人们在多个层面解读郭沫若提供了可能。但是,如果深入到郭沫若政治心态的内部,我们将会发现,作为有着五四“自由主义”思想背景的“左翼”知识分子,其政冶价值取向恰恰是理性和信仰层面双重选择的结果。其盲从与崇拜也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心态之中。因此,对断裂的颠覆性解读,就可能不仅误读了郭沫若,而且,还将导致对近现代史上中国政治文化走向的肤浅化理解。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悲剧意蕴缺乏深刻领悟的结果。     

《赫索格》主题:"思想"--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赫索格》的主人公一高级知识分子赫索格面临个人的生活危机，想在高深思想中寻找对这个世界的“综合”解释，给这个世界立法，但最终开始意识到他原先认为文化优势的东西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     

"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转换

1919年爆发于中国、韩国的“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不仅标示着两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新型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契机,陈独秀、胡适、鲁迅和柳宽顺等即是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人物。论文讨论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现代”转换问题：知识分子身份是如何转换的?其外因和内因是什么?这种身份转换是怎样影响了上述运动的性质、面貌和走向的,而后者在20世纪历史语境中的不断变异,又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特立独行的价值观念提出了什么?     

中国社会的士与道

从春秋时期开始的“中国社会”,对于道的新阐释开始出现,而所谓的士也已成为儒、墨、道家一样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士与道,经历礼崩乐坏而道生、越名教而任自然、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等不同阶段,经历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演化,直到改革开放的到来,知识分子方才迎来了自由的曙光.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思潮的涌动,知识分子的现存状况、人文的长远发展,尚需且行且探索.     

从"我思"到"精神"的升华——试比较笛卡尔与舍勒的"精神"观

笛卡尔认为,“我思”是一种直面世界的哲学态度,“世界”最终都可以还原到“我思”之中。但是,由于他徘徊在“物我”二元分裂之间,并没有很好地理清“我思”的内涵和深远意义。舍勒借助现象学的审视态度,发现了一条新路,使“精神”的发生得到很好的说明。从他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见解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哲学的思考水平。     

转型期知识分子形象从理想到现实的心路历程——以《沧浪之水》为例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和阶层,他们在国家现代化的转型期经历了矛盾、痛苦而复杂的心理位移,走过了从理想到现实的艰难的心路历程,这是现实使然,是知识分子的无奈和尴尬,也是一个时代需要思考和关注的命题。很多文学作品给予了适时而准确的形象反映,《沧浪之水》是其中的一部典型作品。它塑造了颇有才学的池大为胸怀理想却被世俗的重重问题和权力等现实所挤压,最终抛却理想人格和情怀,成为一个追求现实需要的“知识分子”。     

高考作文“伪文化倾向”批判之批判——兼与钱林波先生商榷

一、何必如此?《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6年第4期刊登了钱林波先生《审视“伪文化”——关于中学写作教学的又一种异化》一文,对学生高考优秀作文中出现的所谓“伪文化倾向”所表现出的忧思可谓深矣!但笔者细细思之,却也觉得有点不近情理。其一,高中学生的作文究竟要写成什么样子?论者并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十分含糊地以一些高深得可怕的新词语来吓唬人,如“精神操作“”个人情怀“”心灵世界“”文化关怀“”生命原创力”等,不知论者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些时髦的词汇?其二,我们的高中生的所谓“伪文化倾向”是否已经到了如…     

寻求秩序与意义的努力——从平社学人群体建构的原因论及

平社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平社学人群体的建构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消解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所作出的又一次探索和努力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是淑世情怀和“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精神的延续,更是现实政治、社会环境变迁与自由主义理念及群体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共同催生的产物。平社的产生透射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如何重构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的思考。然而,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遭遇决定了平社学人的努力又将陷入新的轮回之中。     

论“儒商精神”的界定

摘要：儒商精神体现了儒商的基本特色和本质规定,科学地界定儒商精神是准确把握“儒商”概念的前提。文章从归纳学术界关于“儒商精神”的界定入手,在综合考察儒商精神演变的基础上,对儒商精神进行了重新界定,以期进一步深化儒商精神的研究。     

《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的比较研究

马班二人学识渊博,皆为“通儒”。他们二人都论述了自孔子以来的经学发展历史,尤其是叙述了汉初以来经学的传授与继承,但是司马迁和班固二人对待经学的态度是并不相同的。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论当代中国政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年来,儒学在其强劲复兴的过程中,呈现出从心性儒学不断走向政治儒学的明显趋向。面对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公民社会等现代性政治理论,儒家开始根植传统,立足中国现实,重新建构出儒家新王道论、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民主政治论等系统而多元的政治儒学。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政治儒学之中取长补短,切实增强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活力,那么将不仅可以促进政治儒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可以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杨廷筠与儒家道统

基督教的中国皈信者杨廷筠遵循其传教士教师的耶儒综合途径，在其著述中表达了一个被称为儒家一神论的神哲学体系。儒家一神论在宇宙观及价值观的根本点上背离了新儒家道统，它与传教士输入的西方神哲学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思想统绪，但这个新的思想统绪在中国哲学史上至今未得到恰当的定位。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在儒家道统的视野里估价其意义。     

文庙从祀制度考论

所谓文庙从祀制度是指以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附祭文庙,从而彰显国家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依照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和对儒学发展贡献的大小,文庙从祀可分为＂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这一制度的形成,既有上古礼制作为依据,又有后代统治者及士人阶层的大力推动.从本质上讲,从祀制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衍续,但政治势力特别是皇权的介入,使得这一制度本身体现出道统与治统的争斗与交融.     

儒家文化与当代儒商

儒家文化思想对古代大商巨贾与当代儒商都有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当代儒商必须具有高尚的商业道德和爱国思想，必须具有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与高强的办事能力。时代呼唤儒商，社会需要儒商。企业家必须在国内国际法规的许可下进行生产与经营，要以高、新、优的商品去竞争，从而达到既给国家作贡献，自己又获利的目的。     

试析儒家德育的三种类型及其现代命运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儒家德育与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并不总是形成共谋、共存的关系。从儒家德育与封建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来分析,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儒家德育:一是前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它没有成为封建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它与专制权力保持着距离;二是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它与封建专制权力形成了共谋关系,最终成为了封建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三是后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它从封建专制权力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种更为纯粹的品德教育形式。这三种类型的儒家德育对于现代道德精神和现代教育的适应能力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它们也将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现代命运。     

试论周代的礼文化的精神本质

简要介绍了周代的礼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周礼的基本内容和周礼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周代礼文化的精神本质及历史地位。     

略论儒家思想对秦王朝的影响

秦王朝时期,虽然法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但儒家思想也对秦王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过深刻影响。儒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积极参与了秦王朝的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儒家的伦理思想已渗透到秦王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对“焚书”、“坑儒”事件的再认识,更有助于全面、客观地看待儒家思想对秦王朝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