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与经学

朱熹集宋代理学和宋代经学之大成,以说经的形式,论证并发展了理学之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既创新发展了理学,又创新发展了经学。朱熹理学的特色集中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而与陆王心学有别。     

朱熹文学意象和义理阐发及其当代价值

理学家正心诚意的心性修养并非纯理性的认识活动,它可以伴随情感体验在吟咏诗文中体现出来。我们通过朱熹诗歌、散文中的文学意象及其阐发的义理,可以领会到它们的价值观感召力和道德影响力,这对推动当前的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构建中华和谐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价值。     

论朱熹经学与文章之学的关系

理学宗师朱熹之经学与其文章之学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他在奏疏的写作中时常引用《尚书》经文,除了利用《尚书》的劝谕功能影响帝王,还通过对经文的阐释,引导帝王接受自己的理学体系。与北宋儒者不同,朱熹十分注重阅读经书的主观感受与趣味,并在文章中传达、显现这种趣味。在记、序这两种文体的创作中,朱熹或阐发经义以提升立意,或反思学习经书的方式,或重绘经典传承的学术谱系,使其文章具备了深刻的学术内涵。     

朱熹王夫之对屈原精神的阐释

屈原爱国精神的阐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朱熹的《楚辞集注》代表了宋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代表了清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从朱熹到王夫之,体现了楚辞学发展的两次转型。自汉代贾谊、刘安、司马迁、王逸到洪兴祖,对屈原＂忠君＂与＂爱国＂精神的认识与评价各有不同,至朱子《集注》始以忠君爱国为论,他的＂过于中庸＂、＂可增加三纲五典之重＂反映了理学家的立场。而清代王船山《通释》则强调屈子＂千古独绝之忠＂,这种＂忠＂,重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而非君主一人而已,具有更为深刻而代表时代进步的新内涵。     

论《诗经》教学中义理阐释的合理性

作为民族精神与民族智慧结晶的《诗经》,是中学生必读的中华经典之一。在教学中,《诗经》一般都被当做纯粹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丧失了先贤立言之本意。从《诗经》的创作、收集和功用可以看出,《诗经》是源诗教而生,为诗教而用,三百篇皆有关君臣、夫妇等人伦大道。在《诗经》教学中加入义理阐释的内容是符合《诗经》源政治而生的本性的,这也有利于学生在咏读中修身养性,培养心怀天下的美好品质。     

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的训诂学与义理学（上）

朱熹注《四书》，既不象汉唐诸儒那样信古无疑，遵修旧文而鲜有创新，也不象一般宋儒那样蔑古轻经，空衍义理而学无根底，而是既继承传统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又融合了时代的精神，从而形成了他那独具风格的训诂学。长期以来，朱子的义理之学一直被看成是与传统训诂学无关的东西而遭到诋訾。实际上朱子的义理学是训诂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是训诂学深入向前发展的结果，朱子训诂名物或阐发义理皆有所本，不蹈空言，不加妄测；他以注疏治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同时又能以义理明训诂，训诂义理两不废。     

“郑风淫”——朱熹诗学阐释的突破

郑风作为《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在从汉到宋的经典阐释里发生了重要变化,被定为“淫诗”备受贬斥。然而追究“郑风淫”一说成立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承载着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汉代诗教的反动,“郑风”作为突破口被赋予特殊意味,并由此展开了不同于汉儒的经典阐释路径。     

朱熹文本阅读理论及其形象阐释

文章对朱熹诠释学中有关阅读理论的形象阐释作了全面的介绍,包括其内涵、特点、理论依据以及系统的示例。不仅可以了解朱熹的阅读理论的概貌,而且可以领略其形象阐释的基本方法,从而加深对其阅读理论的理解,对今天的阅读教学不无参考价值。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朱熹的权变思想浅论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宗师“,积极维护封建礼教,极力推行“三纲五常“,其思想曾被当作封建遗毒而遭激烈批判;但另一方面他又最懂得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变通,在思想、行为上不教条、不僵化,依客观情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     

朱熹“以理释礼”思想的形上依据

在本体层面,朱熹从“天理”出发对儒家人伦道德、三纲五常作宇宙本体论的提升,为“礼”之恒常性和普遍性提供了证明。在性理层面,朱熹把儒家的伦理纲常说成是根源于“天命之性”或者“道心”的先验纯善,这即为礼学找寻到了人性的支撑。从礼的自身规定性来看,朱熹一方面赋予“礼”以外在价值,亦即是使人类的生活得以可能的秩序,主要是要起到规范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内在看,他认为“天理”和“人欲”的分歧、“道心”和“人心”的冲突是“礼”之内在规定性得以展开的根本动因,人们要通过对“私欲”之“克尽”才能使内在情感之“仁”得以充实和完备。     

民国时期的朱熹文学研究

民国时期的朱熹文学研究大致分为三个主题:朱熹文学作品研究、朱熹注《诗经》之研究、朱熹文学批评研究。对于朱熹的文学作品,虽然各有褒贬,但总体而言,肯定的评价较多;朱熹注《诗经》之研究主要围绕着朱熹与《诗序》的关系展开,既肯定朱熹废《诗序》,又认为朱熹《诗集传》包含着对于《诗序》的因袭;在朱熹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朱熹持道文统一说,使道学与文学由对立而至于统一。民国时期的朱熹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应当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基础。     

祈向元意:中国经学解释学基本阐释向度论

中国经学-以贯之的对经典本旨的寻绎和对圣贤之意的坚守,无不充分表明,中国经学解释学基本的和主要的解释取向是原意观.或者说,中国经学解释史一脉相承的通诂考信的理解方式本质上就是原意观的方法表征.质言之,经典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它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更是我们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集体符号.在数千年的艰难岁月里,经典始终处于历史向心力的核心,凝聚并引领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而这种信仰显然依赖于我们对经典的作者--圣贤元意的执著与守护.     

“缘情”：朱熹治经之依据

朱熹治经时反思的依据乃是“人之常情”，中国哲学家常以“常情”作为反思依据而“缘情察闻”。“缘情察闻”之所以既可能又必要，乃是因为自天地以观之则必然存在“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与“常识”不同，它的存在也并不否定认识的必要。作为反思依据，中国所谓“常情”与西方所谓“理性”并非完全不同。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奠、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旬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旬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朱熹一前与身后的遭遇很不一样，这与他的理学观有关。一个学的学说引来众多的毁誉，实在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象。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古人与他们的学说？本认为应该的从历史的角度，考查古人在其时其地的言论。历史是客观的，看待历史也同样应该具备客观的眼睛。     

元杂剧作者对经学理解的新思路

元杂剧中的经学资料体现了元代经学发展的特色,显现了经学阐释的新思路,对于研究经学史和文学史都有一定的意义。     

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学术专著——《〈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绍介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杨燕著,东方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32万字,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一破除偏见,勇于开拓《朱子语类》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的言论集,由朱熹门弟子记录,涉及领域非常之广,其中既有朱熹对儒家经学的详细     

平凡的源始－《金刚经》“法会因由”之义理阐释

佛教经典《金刚经》是一部蕴含着丰富思想精华的文化瑰宝。“法会因由”是《金刚经》的开篇部分，述及释迦牟尼的起居、行乞生活，其中隐含着整部经义理诞生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