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承自由精神的“五四”诗人刘延陵

刘延陵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代白话诗人,在新诗创作、外国诗歌及其理论译介、青年诗人培养等方面均做出积极的贡献。他的诗作处处洋溢着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五四"时代精神,除此之外又有很多超越"五四"时代的诗学旨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创作实践及生活等方面所秉承的自由精神,这种创新的自由精神贯穿在其诗歌创作及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对于"五四"启蒙初期的诗人来说,这一主张无疑是伟大的、值得钦佩的。     

唐代诗人的“长安情结”

唐代诗人向往长安,留恋长安,从很大程度上是由唐初的关中本位政策决定的。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文人志士谋取功名的最终战场,这里汇聚了唐王朝最优秀的文人学士,他们在这块热土上抒写着大喜大悲的人生。长安是唐代诗人心中永远放不下、解不开的"心结"。本文从政治、科举取士的角度分析、阐释了唐代诗人的"长安情结"。     

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论元末明初诗人刘永之的“师古”倾向

刘永之作为元末明初江右诗派的代表人物,创作大量交游唱和诗歌,歌咏隐居之乐和交游之趣,展现出清丽古雅的诗歌风格。刘永之诗歌思想受江右经学浸润,历经元末明初的社会变革,又得元代诗坛“宗唐得古”风气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师古”倾向。刘永之对前代文人诗歌进行创新性发展,是元代文学风气的延续,亦是明代文学风气的先声。     

浅谈“革命”价值体系下的“爱情”文学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中"情爱"一直是比较隐讳的体裁,只有当情爱的文学话语和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保持一致时才具有合法性,它的价值和意义必须与时代的文化理想达成一致;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本文通过现代性的手法来论证"革命加恋爱"模式产生的原因,通过一系列典型文本的实例及分析,揭示出"革命加恋爱"小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性特征,并从中国现代性追求道路的转型中探求"革命加恋爱"模式产生的原因。     

论广西“凹地”诗人群的诗学理念

作为广西地域诗人群体的一个代表,"凹地"诗人群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并且形成一种憧憬原生态的质朴生活情怀,一种秉持卑微的创作姿态和努力还原本真生活的创作理想,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诗学理论。对于该问题的探究和分析,无论是对"凹地"诗人群,还是当代地域性诗人群体,都有重要的意义。     

以“青”育“青”:西迁精神寓于新时代大学生“精神成人”教育刍论

赓续红色血脉,健全当代大学生精神品格,需要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高校思政课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用精神力量育化学生的道德修养。在大学生成长成人过程中,“精神成人”是指其精神修养同物质生活、法定年龄与社会期望相匹配的过程,随着我国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和物质丰盈,新时代大学生“精神成人”进程中呈现迷茫厌学、理想淡漠、自私功利等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创新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为新时代大学生拨云定力,健全精神,便成了思政工作的重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西迁精神与大学生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迁精神是交大青年师生西迁实践的精神意涵,是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范本,从扎根西部的勇毅实践凝结出丰硕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推动新时代青年大学生在笃学求知、坚定理想信念和弘扬家国情怀三个维度上实现其“精神成人”,并从历史承继、引导认同与优化环境三个方面探究其契合的实践路径,达到以彼时之“青年”德育当下之“青年”的效果,为西部地区发展以及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提供创新范本和活力源泉。     

夏目漱石的《心》论--通过三人之死解读“明治精神”

《心》作为心理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处于社会变革的明治时代出现的传统伦理道德与文明开化的个人主义间的矛盾。作品透过接二连三的死之结局提出“明治精神”这一概念。本文将在解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通过“我的父亲”、“K”、“先生”的死来探讨和剖析明治精神的实质。     

论“文气”与“养气”

"气"是中国传统文论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一个文学批评范畴,它包含着中国人对文学、艺术以及审美的独特体验。曹丕首开"文气"论,孟子哲学体系中又以"养气"之说为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理论对后世影响颇深。试图就"文气"论与"养气"论加以展开,探求疏通二者的可能性。     

“诗人”和“战士”——京派文学视野中的鲁迅

在京派文学家中,沈从文和李长之留下的关于鲁迅的批评文字是最多的,他们代表了京派的鲁迅观。尽管李长之和沈从文对鲁迅的个人情感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从文学的本体论立场出发。为我们勾勒了两个鲁迅形象：诗人鲁迅和战士鲁迅。他们理解和赞赏诗人的鲁迅,评论不乏真知灼见,对后者的鲁迅却多有误读。     

金代典质业发展探微

金朝建国初期,城市商业并不发达,其后在灭亡辽、北宋的过程中得到大量辽宋钱币,才由原来的"以物易物"转变为货币经济。金代典质业在满足普通百姓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税收,进而促进了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典质业在汉代就已经开始萌芽,后发展到金代时,出现了"流泉务"这一独具其时代特点的典质机构。唐代至金代典质业的法定利率,其变化基本上呈现下降之趋势。     

金代辟举县令法探赜

辟举县令于金朝初期、中期皆曾应用,但并未形成规制而广泛推行,金宣宗统治时期重申辟举县令法,并将其制度化。辟举县令法推行是针对县官阙员问题,更是为了维持金末丧乱背景下朝廷对地方的统治,是一项应急举措。该制是金代荐举制度的一部分,金朝对保举县令的举主有一定的品级要求,且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对辟举为令者以“六事考之”,其轶满后理论上会具有较好的升迁前景。该制推行后为地方选拔了一批可堪重用的县令,对金朝末期的统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弊端。     

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研究

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是强调身体以及坚持身心一元的哲学,与静思的身体观相比更加注重行动着的身体的重要性,金代体育所蕴含的身体观与中国古代身体观一脉相承。运用文献资料法对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感应性、整体性、践行性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主要特性;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主要包括“身教融通”“身道互融”和“身国一体”,这三方面分别与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三个主要特性相对应。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与金代国家命运有着重要的关联。     

唐代女冠诗的放情笔调--唐代女冠诗美学风貌系列研究之一

唐代女冠诗是唐代社会文化的特殊产物 ,与前后各代相比具有不同凡响的美学风貌。唐代三大女冠诗人李冶、薛涛、鱼玄机的诗歌 ,从“情”这一特殊层面出发 ,表现出率性而作 ,不讳言情的放情笔调。     

关于金初词鉴赏的商榷

某些金代初期的词作赏析或疏于对具体的历史背景详加考察,或对作家生平及作品写作年代考证不足。对词作的赏析应当本着“见仁见智”的态度,充分掌握并熟悉有关史料。     

从魏晋士人玄学思潮看"晋代尚韵"书风的形成

汉代经学式微之后,以老庄哲学为体的魏晋玄学思潮兴起.玄学的盛行,使人们精神为之解放.士人崇尚自然、赏会山川,品藻人物、挥尘谈玄,其艺术审美取向就是"尚韵".尚韵书风是其心迹外化的表征.     

论晋唐时期佛教净土信仰中国化的条件

晋唐时期是印度佛教净土信仰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净土信仰逐步本土化即中国化。净土信仰中国化的条件,除了高僧大德的弘传、净土经典的传译、修行方法的简单易行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即晋唐社会残酷的现实条件、民众的心理需要、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形象思维方式的影响等,这些条件共同促成了印度佛教净土信仰在晋唐时期的中国化。     

康献皇后与东晋中期政治

在由门阀士族支持的东晋政权中,康献皇后,历穆、哀、孝武三帝临朝摄政,对于维持士族之间及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平衡,维护东晋政局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佛禅与金诗中的闲适野逸意识

在佛禅的修证原则、内容和理论的影响下,金诗流露出浓重的闲适清净、野逸淡泊的意识和倾向。有些诗作通篇反映的都是这种内容,而带有这样的色彩的诗语就更多了。这一现象丰富和深化了金诗的文化内涵。     

两晋士人金钱观初探

两晋时期复杂多变,金钱观作为人物品评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士人中呈现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态势,他们或是金钱冷漠者,或是金钱豁达者,或是金钱崇拜者,亦或是金钱拒斥者。两晋士人金钱观呈现了差异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差异性的原因与入传人物的优秀性、史官的记史偏好和高门士族自身的腐朽性有关;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商品经济与田庄经济的共同发展、社会风气与家风家学的共同熏陶则是造成多元化金钱观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