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思考

本文首先介绍了现阶段我国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两热一冷”的现状,然后分析了产生这一现状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对现阶段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试论我国现行文件开放保障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分析当前我国现行文件开放现状及其障碍因素入手 ,提出从主体结构、客体结构、时空结构、方法体系、管理规范和安全策略等方面构建我国现行文件开放保障体系的若干设想。     

从现行文件开放看《档案法》的修订

信息时代，信息的有效流动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而政府是最大的信息拥有者和控制者。随着民主政治意识的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并成为世界性趋势。在档案界，现行文件的开放是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手段和主要途径之一。然而，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与现行文件开放有关的法律法规，首推档案法规。[第一段]     

我国现行文件利用中心的贡献与缺陷

吴品才在《北京档案》2004年第4期刊登此文。作者认为,我国建立现行文件利用中心在我国档案界是一个创举,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十分重大。目前建立现行文件利用中心贡献较大,但也存在致命的缺陷。我国现行文件利用中心的贡献主要有:1、为现行文件价值的充分实现提供了良好基地、创造了便利条件;2、为落实我国政务信息公开提供了一条有益的途径;3、为现行文件第二价值的充分展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4、为现行文件横向运动的生动反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5、破除了现行文件只能存放在形成者或形成单位的做法;6、完善了我国档案开放政策和档…     

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理论基础--从文件价值理论维度论起

为了更好地推进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实践 ,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重新认识。文章首先对现行文件、非现行文件与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阐述 ,然后从文件价值理论维度入手 ,就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 ,重点分析了文件价值形成理论、文件价值形态理论、文件价值运动理论、文件价值鉴定理论等对于现行文件开放利用的依据性意义。     

从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看档案馆功能的拓展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对档案馆功能的拓展。     

从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看档案馆功能的拓展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对档案馆功能的拓展.     

从现行文件公开服务看档案立法的不足

从实践上看，短短几年时间现行件开放服务在全国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窗口之一。但从立法的角度柴看，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尚未颁布，使得现行件开放服务缺乏统一的专门的法律规范和政策保障，所依据的只有《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知情权等相关法律的若干条款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等等。相反，档案馆的档案同样承载着政府信息，它的开放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各级各地档案法规作为保障，却开展得冷冷清清。为什么会出现这佯的情况呢？现行件公开这一新型信息服务形式的出现，促使我们回头审视一下我国档案立法的不足。[第一段]     

也谈开展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模式选择 --兼与王协舟同志商榷

通过分析政府机关及其职能部门模式在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中的“硬件”优势(机构、队伍、制度、经费、信息资源的保障)和“软件”优势(对于现行文件内容的准确把握和出台过程的熟悉),表明了作者的观点政府机关及其职能部门模式是现行文件开放利用的最佳选择。同时,对于刊登于《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3期王协舟同志的《浅析档案馆开展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模式选择——兼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性意义》一文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机关档案室也应成为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的主体

《中国档案》2005年第9期、2006年第1期分别刊登了董燕翔同志的《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机构建立所带来的问题》和陈艳霞同志的《迎接现行文件利用中心带来的冲击——与董燕翔同志商榷》两篇文章。两文对建立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机构后机关档案室的命运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董燕翔同志认为：“既然现行文件查阅中心的功能已经能够覆盖档案室原有的功能，那么档案室原来的功能就会削弱，直至灭亡。”     

档案馆开展现行文件利用服务应注意的五个问题

黄霄羽、赵传玉在《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1期撰文指出：开展现行文件利用服务是档案馆拓宽职能的重要表现，是政务公开的重要环节．也是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有若干问题应引起注意：     

从香港《公开资料守则》看政务信息公开与已公开现行文件的利用工作

由香港政府颁布的《公开资料守则》（以下简称《守则》)是政府各局及部门提供资料以及市民获取政府信息所遵循的正式法律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香港资讯科技署负责《守则》的贯彻实施。     

著作权与文件的“合理使用”

随着我国政务信息公开实践的开展和公民知情权意识的普遍提高,利用文件业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绝大多数利用者而言,相对于文件内容,他们更为关心的还是利用权利实现问题.但目前,无论是有关现行文件开放的地方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是<档案法>,均未给利用者开辟自由利用的空间,其利用行为仍受诸多限制.思考如何使公众更为自由的利用文件,具有现实意义.     

从公民的档案利用权考察我国开放档案政策的演进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我国档案开放政策,曾经给保守封闭的档案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档案管理部门在开放档案方面的积极努力和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站在档案管理部门的立场,可以说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视角,从公民权利的角度重新考察我国开放档案政策的产生与嬗变,其中的缺失与疏漏就凸现出来,而这些恰恰是开放档案工作所不能回避的。     

浅析档案馆开展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模式选择——兼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性意义

关于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模式,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文章从法律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与体制层面对档案馆开展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对于档案馆开展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基础性意义。     

论新世纪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

一、建国后一90年代末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与初步发展（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期－形成 我们认为：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的颁布、吴宝康教授《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和《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笔记》两篇学术论文的发表以及新中国第一部《档案管理学》的出版,是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形成的显著标志,它们宣告着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诞生。     

文件价值运动规律再研究——已公开现行文件开放利用引起的若干问题思考

一、件价值运动 1“广义件”概念。件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件”即指现行件。按照中国人民大学陈兆祦教授的“四阶段”划分标准，即指处在第二阶段（件的现实使用阶段）的件。我国档案学大都把件理解为“狭义件”即现行件，当件进入第三、第四阶段，国内学称之为“档案阶段”。     

从《房屋权属登记信息公开查询暂行办法》的出台看档案开放中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2006年10月,国家建设部制定并将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房屋权属登记信息公开查询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束了多年来房屋权属登记档案能否公开查阅的争论,体现了政府对公众知情权和公民隐私权的尊重,其政策引领意义自不待言.     

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制约因素与保障体系

现行文件的开放利用服务是档案管理体制改革与服务机制创新的有效途径。2000年4月,深圳市档案局为拓展业务,试办了全国首家文档资料服务中心,主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党和政府的现时有关政策法规、内部刊物、档案信息等方面的查询和阅览,并开展档案专业书籍、报刊、编研成果、缩微复制品等的销售服务。     

监督式民主仍需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评迈克尔·舒德森《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北大核心CSSCI

结合舒德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本文从写作动因、书写方法、论述主旨与所蕴含的新闻规范性主张四个方面,深入评述了《知情权的兴起》。舒德森通过知情权的兴起及其制度化的历史,论证"监督的公民身份"的合意性;通过结构-功能主义路向考察文化史,他将透明化文化阐述为政治系统自身权力均衡的产物,据此否定当下盛行的参与式民主。舒德森认为,民主的概念应随变动的实践而变。当今的民主实践逐渐走向"监督式民主",要求充当权力审查机制之一的专业主义新闻,而非促进公民对话与政治参与的新闻。本文批判了舒德森的论证方式与新闻规范性主张,认为其"监督式民主"仍需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共领域才能有效实施;同时认为,对舒德森的理论话语"祛魅"是有效利用其话语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