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民间传说与道教神仙——以《老子骑青牛入流沙》为中心的考察

正民间传说是以特定的历史人物、特定的历史事件、特定的地方风物等为蓝本,采用富有传奇色彩、亦荒诞亦真实的表现手段与方式创作的一种散文体口头叙事文学作品,它反映了历史上对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产生重大而又深远影响的某种集体记忆。民间传说在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背后,往往包含并反映着丰富的社会舆论与真实的历史情景。不     

王闿运诗论平议

晚清"诗坛巨擘""湘中名宿"王闿运在诗歌创作与理论建树上声名煊赫。他在诗学上大倡复古理论,所作诗歌模拟汉魏六朝诗,被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诗学理论家谑评为"假古董"。王闿运与胡适两人诗学主张的分歧,与二人的教育背景与文化观念的差异息息相关。胡适在"五四"前后高歌猛进地推行白话文,王闿运自身诗歌创作上也存在一些缺陷,这是胡适提出王闿运诗"假古董"说的直接缘由。其实,王闿运转益多师,其诗歌创作非惟复古,亦兼具推陈出新、讽时规政、情辞俱美等特征。     

文学革命与“平民文学”的意义重构

五四新文化人对历史上的“平民文学”大加赞美,是为了彻底颠覆旧的文学传统,并为现代白话文的合法性寻求历史根据;而对当下的“平民文学”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又是为了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在新文化人看来,这同样为建设新文学、新文化所必须。胡适等人不过是将历史上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作为打倒贵族文学、文言文学的革命力量、革命工具来看待,一旦文言文的统治地位被颠覆,面对原生态的当下平民文学,新文化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全盘接受。对于平民文学,胡适等人最终采取了与传统文人类似的态度：在鼓吹、倡导它的同时,雅化的进程也开始了。由于力主以西方文学为老师,现代白话文经新文化人“雅化”后呈现出明显的“欧化”倾向。这种欧化的现代“白话文”具有强烈的先锋性、革命性与精英色彩,在精神气质上与“平民文学”拉开了距离。     

“典”的运用：一种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生成与嬗变

在中国古典诗文传统中,"典"作为一种具有公共阐释效度的意义原型,在不同时间维度之上,建立起了文学活动主体间显见的、可分享的意义世界。五四新文学时期,由胡适首倡的"不用典"主张则使传统诗文用典失去其原有的合法性根基,新的诗文阐释及其公共性涵义由此诞生。从"典"的传统运用到现代语域下对"典"的质疑,既体现出时序变迁中文学阐释主体及其公共性诉求的差异,同时亦成为新用典方式兴起的征兆和开端。     

宋代史学语境下“诗史”说的阐释与演绎

唐代孟棨《本事诗》提出"诗史"一说,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与演绎,并逐渐形成了新的"诗史"说。随着"诗史"说的风行,宋人重新阐释了杜诗中的"史性"成分,同时杜甫、杜诗的角色认知逐渐向史家、史作转移。而这一变化深深影响了"以史释诗"笺注方式在杜诗解读中的流行。     

胡适与道家——立足于《秋柳》的考察

胡适的《秋柳》诗是他一生极其钟爱的诗篇，从他早年上海求学、留学美国、任教北大再到为抗日而至美国从事外交活动几个时期，其生活和思想是与《秋柳》息息相关的，这是与胡适喜爱道家思想并深受道家影响分不开的。胡适思想的演变轨迹可从胡适对《秋柳》诗的创作、修改及其种种诠释中寻绎出来。笔者认为，胡适《秋柳》诗中的“西风”喻其生活逆境或当时社会反动黑暗势力，与“西化”思想没有关系，诗中的“秋柳”也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意象。本文遵循知人论世的诠释原则，力图在特定社会一历史进程中理解胡适《秋柳》的主旨，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解读，并澄清有关误解。     

宋代宫廷音乐的衰落和市民音乐的兴起

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虽然没有发生体制上的根本变化,但却在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租佃关系以及城市经济等各方面发生重大的变革。因而,当新的统一王朝宋朝建立时,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许多层面,诸如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呈现出与盛唐大不相同的面貌,音乐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有现代音乐史家对唐宋音乐作过音乐学上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在宋代     

胡适与莎士比亚

胡适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以今天的眼光看,他当时取得的成绩,亦显得相当特异。上世纪初,胡适还不过是一位留学生,可他的几篇关于新文学主张的文章竟然在国内风靡一时,引发极大的震动。胡适并非主修文学,他的这些新文学主张,由何而来呢？通过翻读胡适日记,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文学一直有着浓厚兴趣。在留学期间,他更是广泛阅读到大量西方经典及流行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为他后来新文学观念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更为他倡导新文学＂垫＂了底。这底子的深厚,扎实,是与胡适下大工夫攻读互为关联的。这里,我们不妨以胡适对西方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阅读为例,来了解其修习情况。窥斑见豹,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证明。     

“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的不同路径——从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考察当时学界的不同文化理念及其冲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胡适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整理国故"运动迅速升温并蔓延全国。由胡适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成为这一运动的宗旨。以科学精神、西方观念作为整理国故的利器,开辟了国学研究的新生面;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容易犯以西衡中的毛病,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同情之了解",也缺乏对西方文明的必要反省。同时,大力提倡整理国故,还有消解新文化建设成果,走向崇古、迷古老路的危险。因此,整理国故运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尖锐质疑,集中体现了当时学界不同文化理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本来,这些不同的见解均有着各自独特的价值,完全可以相互沟通,并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整合;但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带来的心理焦虑,对学术活动现实效应的过度追求,加上极度的自信乃至自负,各派学者大多难以与对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沉潜深入的学理探讨几乎成为奢望。这一情形使得"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意义被部分内耗,其对"再造文明"所起的作用也被削减。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神话观和历史观

《史记·五帝本纪》以《大戴礼·五帝德》为基础,对三皇五帝传说进行改造,有选择地记录黄帝与舜的事迹。黄帝本传将黄帝放置于战胜炎帝、中华文明初启的坐标轴中,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祖,阐释中华民族人文历史的渐进过程;舜本传中特别安排的舜象斗争的神话故事,阐释了家庭私有制的产生。司马迁将关于黄帝的"其文不雅驯"的的神怪材料摒除于本传,而关于"舜象斗争"的神话故事却纳入舜本传,其中可见司马迁处理神话材料时,判断史料"雅驯"的标准为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司马迁将人的历史从荒怪的神话中剥离出来,但同时对神话化历史中的历史本质的真实性有深邃的洞察。因此,司马迁对黄帝与舜神话材料的取舍和运用,已超越历史事实层面的真实,到达对历史本质真实的把握,这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更高层次的体现。     

中国版画的文化特质与艺术功能的演变

版画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老画种,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它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散发着长久不衰的魅力。在漫长、悠久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版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质和社会功能,技术与社会的发展、变迁推动着版画艺术的内涵与功能不断演变,版画充当传播媒介等实用性的功能逐渐褪去,其审美、文化等功能逐渐突出。     

人的历史,历史的人——论李劼人"大河小说"的人性涵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家李劫人被定位为地域精神气质的作家,有鉴于此,本文另以人性的视角重新敞亮其主要作品"大河小说"的超越性蕴涵.具体说,"大河小说"通过"历史"与"人"互动形成的"人的历史"、"历史的人"的艺术空间,在历史书写的题材、人性书写模式、历史书写面貌、人物塑造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独特的人性建构,形成了作品的深层价值结构.     

精神的火炬奋进的号角

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人都很重要。好的艺作品是健康的精神食粮，能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素质，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努力。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都重视艺和艺工作。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此情境下召开了延安艺座谈会，发表了指导中国新艺发展方向的不朽之作《在延安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系统地论述     

"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的不同路径——从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考察当时学界的不同文化理念及其冲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胡适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整理国故"运动迅速升温并蔓延全国.由胡适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成为这一运动的宗旨.以科学精神、西方观念作为整理国故的利器,开辟了国学研究的新生面;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容易犯以西衡中的毛病,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同情之了解",也缺乏对西方文明的必要反省.同时,大力提倡整理国故,还有消解新文化建设成果,走向崇古、迷古老路的危险.因此,整理国故运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尖锐质疑,集中体现了当时学界不同文化理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本来,这些不同的见解均有着各自独特的价值,完全可以相互沟通,并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整合;但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带来的心理焦虑,对学术活动现实效应的过度追求,加上极度的自信乃至自负,各派学者大多难以与对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沉潜深入的学理探讨几乎成为奢望.这一情形使得"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意义被部分内耗,其对"再造文明"所起的作用也被削减.     

费密的《弘道论》与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

《弘道书》是清初学者费密的一部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费氏的儒学观点,以汉儒为宗,力倡实学,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论和中实思想.胡适有感于《弘道书》的独特价值,对费氏家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是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对费密思想评价最高的一位学者.胡适用西方实用主义哲学阐释明清实学,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找沟通,体现了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     

论陈寅恪的阐释学

陈寅恪先生坚执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以种族与文化的学说治史说诗,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识,通解历史上的文化中国。而实现此一学术目标的主要途径,是在充分占有和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对摄取来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载籍和历史人物,进行诠解和阐释,以重建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历史人物的心理结构。在这点上所有历史学者概莫能外。     

论陈寅恪的阐释学

陈寅恪先生坚执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以种族与文化的学说治史说诗,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识,通解历史上的文化中国。而实现此一学术目标的主要途径,是在充分占有和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对摄取来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载籍和历史人物,进行诠解和阐释,以重建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历史人物的心理结构。在这点上所有历史学者概莫能外。     

论《史记·周本纪》周人兴起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一方面可以提供相关历史事件的客观知识,另一方面又能实现书写者思想建构的主体诉求。《史记·周本纪》中有关周人兴起的历史书写,在描述自后稷至成康周人由初起而至鼎盛这一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实现了司马迁本人关于"王道"史观的理论建设。与儒家思想家们针对"王道"政治思想的直接阐释相比,司马迁借助于历史书写所完成的针对"王道"政治的阐释与建构,更具思想的兼容性与现实的可行性。     

本我族类的眼光——中国油画民族化建构的意识自觉

借用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一种民族艺术的成熟要求对人、社会、自然的阐释和描绘能用"本我族类的眼光"。而这种文化样式能在"他者的目光"中成为研究人类文化创造力的范本。CCTV制作展播的《中国油画人     

英烈留踪武汉 后代情系江城——杨匏安烈士后裔的武汉情

杨匏安是中共五大选出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南地区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先驱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建党80周年时,《人民日报》把杨匏安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一起作为中国历史"开天辟地"式的杰出人物进行了报道。由于杨匏安烈士牺牲较早,知道他的人不多,他与武汉的关系也鲜为人知。因工作原因,我有幸接触到杨匏安烈士的儿子杨文伟夫妇,从而更多地了解到杨匏安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非凡人物及其留在武汉的足迹。作为烈士的后代,杨文伟夫妇为武汉地区红色资源的发掘、红色历史的研究宣传作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