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及其合理行使是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的标准之一，那种认为法官只是机械的适用严谨规范的制定法，而不应当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传统观点受到强烈的挑战，本拟从法律固有局限性，法律道德的关联性二个方面来论证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又因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很容易导致司法不公正，章强调了在其行使过程中做好控制工作，克服其弊病和不良影响。     

浅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在某种意义上,司法过程是对民主和正义的一种考量,立法体现民主,而司法则更多地代表正义。司法活动本应严格依法进行,但法官毕竟不是机器,而且为了裁判的合法又合理,需要赋予法官考虑案件特殊性的权力,也就是自由裁量权。但是,自由裁量权如果规制不当,又会被滥用。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赋予和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对其加以适当的规制,以充分发挥其正面价值。     

试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律的结构空缺和内容滞后性决定了法官在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不能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这使得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成为必然。但这种自由裁量是有所限制的,超出一定的限度,将导致司法权的滥用。因此,既要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又要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     

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护与规制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司法审判活动法律原则性与适应审判实际灵活性相统一的产物,是保障法院审判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中缺乏宽松的"外部自由",来自法庭外的外部力量干扰多;法官对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存在过多的"内部自由",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要解决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问题,必须从体制、程序、监督等方面着手,既要保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法行使,又要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从而有效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律权威。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探析

法官在刑事司法领域里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涉及刑事司法活动主体的重要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提高我国的刑事司法水平，构建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里阐述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含义，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提出并论证合理限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制度设计。     

民法诚实信用原则与法官自由裁量权

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就在于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依诚实信用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克服立法滞后性，增强法律的稳定性；有利于调整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关系；有利于促进当事人更好地守法，建立一种公平竞争，友好协作的信任关系。     

浅析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受主客观标准限制的选择权 ,正确把握标准是理解自由裁量权的关键。本文试图对自由裁量权的本体、存在、运作等方面进行分析 ,以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较清晰的认识     

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探讨

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刑事法官对于自由裁量权的应用关乎刑事审判的公正性.作为一种能够影响刑事量刑的权力,刑事法官对其的重视程度应当等同于定罪;在应用的过程中,刑事法官应持审慎的态度,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的依法做出裁量.笔者仅以本文对中国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涉及的相关问题浅抒己见.     

论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从宏观角度而言,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民事诉讼的关系主要包括案件类型、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关系。在不同类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法官享有不同的自由裁量权;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方面赋予了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又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重要的指导原则;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运行的结构性空间,不同模式下法官自由裁量权运行状况不同,同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行状况也是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一个重要表征。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

依法制约权力作为依法治国的表现形式和根本保障,在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行政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权比其他任何权力更需要控制.传统行政法控权观念认为,行政控权唯有“合法性“控制.而现代法治要求对行政权的控制应“合法性““合理性“兼顾,且对行政权的“合理性“控制越来越成为行政控权的焦点所在,本文就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权的“合理性“)及其法律控制作一些探析.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 ,反映了现代行政的特点 ,它在现代法治社会广泛存在有其必然性 ,是能动行政的必然趋势。但行政自由裁量权客观上是把“双刃剑” ,在实践中极易导致滥用 ,从而破坏法治。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加以规制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标本兼治的做法是构建一个由立法规制、行政自我控制和司法审查三个层次组成的、完整的法律监控体系     

浅谈《法律与社会学》

《法律与社会学》是在法学和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形成的学科,对于社会学和法学具有双重意义。本文立足于法学,浅析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以及简单涉足法律与社会学的热点问题。     

软法：行政自由裁量权不该遗忘的角落

软法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领域却为人们所忽视．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软发作用愈显突出,我们必须正视软法及其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独特价值．     

本土法治场域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自历史法学派对法典编纂的质疑以降,实在法被区分为法和活法,认为法治之法是由法、活法、自然法构成的。法治的重心转移到了活法,特别是司法和法官。这种话语系统同样影响着处于前现代场域的中国,玩味立法在法治中角色的演变,鼓吹法官自由裁量权成为了时髦。对此应持谨慎态度,期望通过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本土语境的讨论,明确形式理性法治模式方为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次优选择。     

自由裁量权的规范研究

自由裁量权是法官为实现个案正义而自主作出判断和裁决的权力。自由裁量权是法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引起各法学派的关注和不同认识。自由裁量权之出现是针对法律规则的四种缺陷：语言表述模糊不清、规则之间相互冲突、存在空白或漏洞、规则的内容不善良,应从法律精神、维护正义的使命和量刑幅度等方面对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     

试论现阶段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三大任务——从我国现实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说起

社会学研究的任务,首先是由现实社会的基本状况所规定的,现实社会的基本状况是确立社会学研究任务的基本依据。现阶段我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改革进程的关键阶段和多种社会问题的多发阶段。基于此,现阶段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开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学研究、重视社会改革推进过程的改革社会学研究、加强社会空前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学研究     

教育行政执法中裁量基准的实践逻辑与完善路径

教育行政执法中的裁量基准,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以判断选择的标准化方式,将教育立法授予的裁量权限予以具体化的过程。我国教育行政执法中裁量基准设定的地方经验表明,“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是裁量基准的主要技术构造。为提升裁量基准的品质、保障裁量基准的适用效果,教育行政执法中裁量基准的完善路径包括:拓展裁量基准的类型;裁量基准设定的相对义务化;理顺裁量基准设定的主体关系;裁量基准设定程序适当引入公众参与;保证裁量基准的灵活性等。     

社会政策研究中文化视角兴起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文化视角在社会政策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视角在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兴起,具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学科本性和学术背景。     

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高校教师专业化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与理解高校教师的专业化问题，特别是学科知识在认识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高深学科知识是理解高校教师专业化的前提，同时高校教师专业化也是高校教师主动探求知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还要进行知识的价值选择和方法选择，最后达到创生知识的目的。     

知识社会学视域下课程思政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知识社会学作为研究知识与社会之间关联的理论和方法,将知识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知识的价值负载性与社会建构性的命题,为课程思政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课程知识在不同的教育场域中,依据不同的建构规则存在着不同的内在规定性和表达。知识的“生产场域”蕴涵课程思政的育人本源,“再脉络化”场域孕育课程思政育人的生长点,“再生产”场域中教学实践的转化推动着课程思政育人价值的实现。知识社会学视域下课程思政的实现,必须尊重课程知识的特性,把握课程思政育人的内生路径;须关注不同形态的课程知识,探索课程思政与社会境域的双向互动;须增强不同类型课程知识的内在联系,系统推进“大思政”格局;须转变教师课程角色,实现课程知识的再生产。